写作背景
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认为伴随着185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出现革命的新高潮。他立即着手总结自己15年来经济研究的成果，以便从思想上武装战斗的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计划,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的巨着共六分册:
①资本;
②土地所有制;
③雇佣劳动;
④国家;
⑤对外贸易
;⑥世界市场。
本书是这部巨着的第一分册的前两章。后来马克思改变了写作这部巨着的原定计划，而着手写作《资本论》。他把本书的内容加以概括写进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并把本书称为《资本论》的"初篇"。
内容简介
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即《序言》、《商品》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章。
《序言》马克思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及经过，介绍了他从19世纪40年代起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精辟的概括，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马克思在序言中得出的革命结论，对指导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序言》具有巨大的独立的科学价值。
《商品》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分析商品开始而不是从分析价值开始，这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马克思揭示了商品具有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是这二者的统一。商品具有二因素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引起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由劳动二重性，进而考察了形成价值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D.李嘉图由于不理解这种性质，致使他看不到货币的本质与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定之间的联系，得出了错误的货币数量论。
《货币或简单流通》马克思在第二章中考察交换过程时,揭示了由于商品的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货币,阐明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马克思还详细地考察了货币的各个职能，并指出货币的职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实现了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在制定他的经济学说时，一直重视把对经济范畴的探讨与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末尾都附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的历史考察，包括《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些论述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史奠定了基础。
本书的出版为马克思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从根本上抨击了当时在罗曼语国家流行的蒲鲁东主义。
内容节选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
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着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着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
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