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徐敦信的祖上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祖父从苏南一带迁到扬州，做起了洗染店的生意，徐敦信的父辈兄弟三个，大伯父、二伯父都读大学去了外地。父亲是家里最小的男孩，承担起了继承家业的重任。洗染店从祖父手上传到了父亲这一代。1934年，徐敦信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徐敦信就读的小学是江苏省扬州实验小学，即今天梅花书院的所在地。这是当时扬州最好的学校。那时，实验小学的学生冬季毕业，而扬州中学的招生要到夏天才开始。于是，他进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美汉中学读初中。学校在今羊巷一带。他的大伯父就是从美汉学校毕业，后来去了上海，学了洋文，在外资企业工作。在美汉，徐敦信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那个学校多少带着些西方的教育模式，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相对宽松，人性化些。那段时间，徐敦信的少年时光过得无忧无虑。
此次，徐敦信回扬州，记者陪他乘船经过五亭桥和钓鱼台时。他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经常与伙伴们站在五亭桥的一角上掏鸟窝。小时候的他，顽皮得很。
1948年，14岁的徐敦信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徐敦信年仅42岁的父亲英年早逝。幼年丧父，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巨大的变故。当时的徐敦信在美汉中学刚读了一年初中。上面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姐姐，下面弟弟和三个妹妹年龄都小。这样一个家庭要如何维系？父亲临终时说，徐敦信个子高可以去拉黄包车谋生。街坊邻居也说，不如让孩子们去学个生意早点挣钱养家。
徐敦信的母亲蔡良英识字并不多，基本是一个半文盲的家庭妇女。但却对几个孩子后来能够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心里明白，大伯父和二伯父通过读书，后来到外面都有了体面的工作。父亲虽然继承家业经商，做得再努力，却始终感觉与两位兄长不在一个层面上。母亲看在眼里，心里认准了读书才能有出路。母亲咬咬牙对人讲，无论如何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完。因为只有这样，孩子们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家庭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决定奠定了几个孩子一生的命运。
1948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扬州的解放。当时的扬州中学已是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家长们都以孩子考进扬州中学为荣。扬州城解放前，美汉中学里的美国人都离开了，这个学校还能不能再上下去成了问题。恰好这个时候，扬州中学里也有很多学生随家人下江南，躲避战乱。很多班级人数不全，于是几个年级同时扩招。徐敦信终于如愿进入扬州中学，成为一名初中二年级的插班生。
徐敦信说，这两件大事，让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也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解放后，学校里被派驻了党的组织，经常会给学生们作报告，讲形势，讲政策。劳动、人民、马列主义、剩余价值……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让正处在人生观建立时期的徐敦信兴奋不已。从这些报告中，徐敦信听懂了党的政策，搞清楚了革命事业的前途何在。虽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为了个人前途而立下的志向，与新中国的诞生所带来的新思想洗礼，合拍到了一起。14岁的徐敦信觉得，未来仿佛豁然开朗。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大量人才，徐敦信抓住了第二次机遇，考取复旦大学外语系。
徐敦信从扬中初中毕业时，新中国正值大规模建设前夕，国家非常需要一批财会方面的干部。当时江苏各地就办了许多这样的学校。扬州中学也增加了商科。徐敦信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商科班。不久，江苏各地的商科聚集在一起到扬州办了财校，徐敦信就成了第一届学生。当时的校名叫江苏扬州财经学校，这一批学生一两百人。
学习了两年后，学生又被分配到江苏各地。徐敦信进入南京建筑系统工作。19岁的徐敦信，拿上了工资，总算可以替母亲分担家庭的负担了。而此时，他的大姐已经在北大读书，妹妹也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剩下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在刻苦地学习着。母亲依然在操劳着繁重的家务。
到了1956年，新中国加快了建设的步伐。国家到处都需要大量的高级人才。有一句话，全国的中学生全部去上大学都不能满足需求。当时《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号召在职干部考大学。而此时，母亲又经常对徐敦信讲，你的姐姐和妹妹都上了大学，现在国家已经有了这个机会，你不妨也去报考。母亲的话，说到了徐敦信的心里。
因为财经是他的本行，当时他一门心思想考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学财经，但是却失之交臂。阴差阳错，被复旦大学外语系录取。
最终能够走上外交工作这一条道路，1956年的这一次在职高考，算是一个起点。
虽然徐敦信在美汉中学学过一年的英语，但那只是识几个英语字母而已。但与从高中考上来的同学相比，徐敦信的英语基础还是差了些。有的同学都可以读原版英文小说，他还在学ABC，再加上年龄又比同学大几岁，徐敦信学得很吃力，很刻苦。在复旦大学的两年时间里，徐敦信从来没有逛过一次马路，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学习之上。
徐敦信说，当时他并没有什么过高过远的目标，更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事外交工作，就是想把自己的成绩赶上来。但是，复旦大学的极其特殊的这两年，改变了他的命运。
外交纷繁复杂，全国紧急选调外语人才。徐敦信获得了第三次机遇，被选到北大学习日语。
新中国的政权诞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迎来了纷繁复杂的世界外交关系。特别是需要许多除英语之外的非通用语人才。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生，突击培养外语人才，让徐敦信又幸运地获得了人生的第三个机遇，成为一个受益者，从此正式走上近50年的外交舞台。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多所高校中一批学英、法、俄语的学生被调到北京大学学习非通用语。当时从复旦大学共选了包括徐敦信在内的五个学生，其中有比他高一届的学长唐家璇。
徐敦信后来分析，当时把他选调到北京大学，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学习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大家公认他是非常刻苦用功的。机会有时也会垂青刻苦的人。第二点就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他已经是共青团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领导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要求进步的。
徐敦信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日语系的一名学生。在这个班上，徐敦信结识了同班女同学王月琴，后结成伉俪，同时活跃在我国的外交舞台上，成为一段佳话。
1962年，徐敦信从北大毕业。当时中国与日本还没有建交。为了使学的东西不会被忘掉，当时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因为有许多从日本回来的归国华侨，他们平时说话交流都讲日语。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徐敦信的语言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1963年，徐敦信学到的东西终于派上了用场。当时中国一个艺术团到日本演出，规格非常高，周总理亲自审查节目。徐敦信随团做翻译，第一次出国去了日本。从这一年算起，徐敦信真正走上了外交之路。那一年，他29岁。
出使日本
驳回桥本龙太郎的“苦情”牌，17次往返全面解决好柬埔寨问题。
徐敦信虽然没有参与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具体工作，但是自从1978年全程跟随邓小平访日后，他的工作主线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日本。1979至1983年、1985至1988年，徐敦信两次被派驻日本使馆工作。1993年4月至1998年6月，他出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前后在日本工作时间达12年之久。日本人民非常熟悉这位风度翩翩，总是带着微笑的中国大使。
1996年，日本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事先没有透露消息，事情发生后，中方反应强烈。日本方面也担心，因为从道理上讲，他们实在说不过去。几天后，桥本龙太郎约见了徐敦信。
徐敦信回忆说，桥本一见面就打出了一张“苦情”牌。他说，他去神社里是看望他的一个战死在战场上的堂兄。他小时候父母双亡，寄养在伯父家，叔伯兄弟们都欺负人，只有这个哥哥护着他，所以他们的感情很深。桥本是想以情动人，解脱自己。
面对桥本的“苦情”开脱，徐敦信严肃地对他说：“首相的解释行不通。以前你去只代表你个人，现在你当了首相，作为国家政府的代表，再去就不合适了。你的理由，不能为你给中国老百姓伤口上撒盐的行为解脱。经过这么一番较量，桥本在其任内，再没去靖国神社参拜。
徐敦信当上外交部领导后，一直分管亚洲事务。在他任内，直接参与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与韩国建交，中国与印尼、越南关系恢复正常化，中印边界磋商。为了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徐敦信往返17次，终于促成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徐敦信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被人们称为外柔内刚的微笑大使。
徐敦信在日本做大使期间，一位日本友人，从新闻里看到中国有存放了近千年的古莲子重新发芽开花。随即找到徐敦信，想请他帮忙从中国带些莲子给他。徐敦信通过扬州市外办，托人专门从扬州带了莲子到日本。后来，这位友人将开出来的莲花起名为“中国大使莲”。以表示对徐敦信为中日关系作出贡献的尊敬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