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历史
村民“探宝”发现大方鼎
1939年3月15日，武官村一村民，名叫吴希增，来到同村吴培文家祖坟地里，以寻找中药材“田七”为名，实际是“探宝”(盗掘)。在他用探杆(洛阳铲)探到十几米处时，碰到了硬物，而且洛阳铲也卷了刃。于是吴希增跑到吴培文家，向他叙述了刚才的“探宝”经过。两人商量后，就在当天夜里，找了七八个人，来到吴培文家祖坟地，开了一个宽二尺、长六七尺的长方形坑。
众人使用抓钩子刨土，又在坑口处安装辘轳往上吊土。过了两个多小时，当挖至十三四米处时，大鼎鼎身呈现。但此时天色渐明，众人害怕日本人知道，将土回填，返回武官村。n3月16日夜里，参加盗掘的人数增至三四十人，当地区公所也派了两个排，在距离现场50米处设岗。这次，众人将坑扩大至2.5米见方。到了午夜时分，鼎身显露出来，斜立在泥水之中，口向东北，足向西南，一耳朝上。村民用旧井绳拴在鼎耳上，想尽各种办法向上拉，但鼎纹丝不动。n3月17日，夜幕刚刚降临，吴培文拿着刚从县城买来的三条新井绳，其他村民抬着早已准备好的大梁等，在坑口搭了一个三角架。麻绳一头拴在鼎耳处，一头拴在鼎足处。这些村民分成两班，先撬起鼎的一端，用土填实后，再撬起另一端，如此这般重复，直至次日，即3月18日凌晨5时，才将鼎从十几米深的坑中拉出。n这时，村民发现埋在底部一侧的另一只鼎耳不在器身上，去坑中寻觅，不见，又发现断口为旧茬，遂作罢。众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_人使用一辆三头骡子拉的铁轮车，将大鼎运到吴培文家，并将其埋在吴家粪坑之内。n命运坎坷n掘出大鼎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大鼎掘出后一个月，北京城最大的古玩商萧寅卿随身带着两个保镖，乘专车来到吴家。表示以20万大洋购买此鼎，但提出要将其分解为8块。n
受20万银元诱惑，村民开始肢解大鼎，村民买来三打新锯条，分别锯刻有铭文一侧的两个鼎足。但36根锯条几乎磨秃，鼎足仅留下轻微的痕迹。村民又用50磅的大油锤猛砸鼎壁，但大鼎仍完好无损。经过四五十锤，鼎耳终于被砸掉了。这次肢解使鼎身出现无法磨灭的损伤。
后来村民感到肢解大鼎太难，而且，如果萧寅卿变卦，就会落得一场空。众人商议后，将大鼎转移至吴培文家西屋马棚下，砸下的鼎耳交予探宝人吴希增保管，藏在他家空炕中。
日军抢鼎数月之后，驻彰德县(日伪时期安阳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得知此事，开始抢鼎。
第一次搜查武官村，日本人动用铁道警备队、日本宪兵队三四百人，在村各路口架起机枪，将全村围得水泄不通。
因为汉奸告密失误，日本人一进村就直奔与吴培文家一墙之隔的西院马棚，结果一无所获。经过这次搜查，村民连夜将大鼎挖出，将其转移至吴家平日用以装马草的东屋。又在东屋地下挖了一两米深的大坑，将鼎埋入。
为了应付日本人的再次搜查，村民用七八十元伪钞买了一尊殷墟出土的无铭文的青铜甗，并将它与一些碎陶片一并放在吴家的空炕里面。
第二天，日本人又来了，并找到了那尊藏在空炕里面的“青铜甗”。正在此时，从武官村西北方向刮起几十年罕见的大风，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飓风卷着泥沙袭来，连根拔起大树几十棵。日本人不敢久留，带着搜查到的“宝物”，离开了武官村。
重新掘出
抗战胜利次年，即1946年6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四处打听大方鼎的下落。
吴延年日伪时期曾任督学之职，是大方鼎的股东之一。
6月28日，陈子明将其逮捕入狱，案由是吴延年在日伪期间有“附逆”行为。吴延年为洗刷罪名，说出了大鼎的埋藏地点，并愿将鼎献出，借以“将功补过”。
1946年7月11日深夜，陈子明、安阳县长姚法圃在驻军40军的协助下，直扑吴培文家东屋草房，将大鼎从地下掘出。随即，又直奔吴希增家，搜出鼎耳。
后来，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即当时驻新乡县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将存放于古物保存委员会的大方鼎派人押运至南京，作为蒋介石60大寿贺礼。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司母戊鼎首次在南京公开展出。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曾欲将司母戊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难于搬运而放弃。
再现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司母戊鼎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1958年，南京博物院从山东请来两位师傅，为司母戊鼎复制了另一只鼎耳。1958年，司母戊鼎陈列于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文物陈列》。
1959年8月3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竣工，当年10月2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司母戊鼎从南京博物院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中国通史陈列·奴隶社会》，更加广泛地面向观众。自此，作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开始走向新的辉煌。
1989年7月19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开始对司母戊鼎进行科学保护。
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也隆重开展，司母戊鼎傲然矗立其中，恭迎广大观众盛临。
文物特征
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已发现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文物价值
后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后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后母戊鼎是中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中国高超的铸造水平。
文物研究
铸造工艺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
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铸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首先要分别铸出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为一个整体，工艺十分复杂。铸造时需要二三百个工匠同时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聪明才智。
文物作用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
改名争议
“司母戊鼎”的命名，据考应是郭沫若先生所为，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
1962年开始，学术界重新探讨此鼎铭文“司母戊”中的“司”字，一些学者认为此“司”字应为“后”字，可由商代甲骨文及金文中的有关辞例佐证。
2011年3月6日，央视《新闻30分》主持人在播报新闻时，将“司母戊鼎”读成“后母戊鼎”，引发众多网友质疑。在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这座鼎的说法一直是“司母戊鼎”。那么，是播音员口误，还是教科书出了错。
安阳殷墟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仍按习惯称为“司母戊鼎”。对此，有专家称，学术界认为应改名为“后母戊鼎”。专家认为，商代的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反写。所以“司”和“后”字形一样，而意思上此处更接近“商王之后”。
因司母戊鼎就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学术界更多人赞同“后”。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田凯介绍说，一直以来，人们都称之为“司母戊鼎”，随着一些考古学家对商代文明研究的深入，认为应改名为“后母戊鼎”。如果多数专家认为名字应该改，博物院会适应大众的需要。
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年3月28日，新国博正式向参观者推出标牌名“后母戊鼎”（第一个字读音为“hou”）。
文物象征
礼乐重器
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相当于锅
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祭祀母亲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
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申遗行动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