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
中学时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热爱文学。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在校期间，他大量阅读西方古典名著，沉醉于西洋戏剧的研究，毕业后留校任教。
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生，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攻导演，兼学编剧、剧场建筑以及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
1939年毕业时获硕士学位，随即远涉重洋，返回硝烟弥漫中的祖国。
1939年秋，他应聘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授导演、舞台美术，并先后导演了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和李健吾的《以身作则》。
1941年初赴重庆，先后主持中青剧社和中电剧团，同时为怒吼剧社、中华剧艺社和神鹰剧团导演了《边城故事》、《安魂曲》、《柔密欧和幽利叶》、《牛郎织女》、 《大渡河》等剧，并创作了《山城故事》、《美国大总统》、《小城故事》、《万世师表》等话剧剧本；翻译了《好望号》、《审判日》、《吾土吾民》、《富贵浮云》、《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等话剧、电影剧本。
其间，他还撰写了不少有关导演理论的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A.狄恩的导演理论，并有所丰富和发展。他导演的话剧，正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具有结构严谨、节奏流畅、形象鲜明和舞台各部门配合协调的特点。他在抗战时期的话剧活动，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禀赋和才华，以及精雕细琢、一丝不苟的创作作风，给文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于1947年转入电影界，先后在中电一厂、二厂编导了喜剧片《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以强烈的对比和辛辣的讽刺尖锐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劫收”掠夺的丑恶现实，受到当时进步舆论的注目。
1948年，由于他不满“中电”当局对创作的蛮横干涉，离开上海去香港，为永华影片公司导演了《火葬》。
1949年4月北上，不久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迎来了他创作的崭新时期。建国后，他除担任繁重的行政、艺术领导工作外，先后改编和创作了《胜利重逢》（1954）、《鸡毛信》（1954）、 《新安江上》（1958）、《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集体）；导演了《翠岗红旗》（1951）、《淮上人家》（1954）、 《燎原》（与顾而已合作）、《白求恩大夫》（1964、编导、剧本和赵拓合作）、《大泽龙蛇》（1982）和编导了大型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1965）。这些作品洋溢着饱满的热情，从不同角度、各个层面表现了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
《翠岗红旗》是他在新中国执导的第一部影片，通过细腻的镜头处理和朴实的演员表演，成功地塑造了红军家属向五儿的形象，这部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得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扬；
《鸡毛信》是他根据华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他按照儿童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刻划了海娃机智勇敢、粗中有细和乐观开朗的性格；
《燎原》以强烈明快的节奏，层层迭进的情节，表现了工人运动的磅礴气势，具有史诗的特色；
《白求恩大夫》以其纯净流畅的蒙太奇语言，凝重严谨的韵律和驾驭独特情节的能力，使影片成为中国人物传记片中的佼佼者，堪称他的代表作。
在电影理论方面，他也颇多建树，出版了论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和《影事琐议》。在他的晚年，曾多次发表意见，撰写文章，强调电影的文学性，要体现文学价值，引起较大的反响。他还致力于电影基础理论建设，由他主编的《中国电影大辞典》，于1995年10月问世，填补了中国没有一部比较完成、系统的电影辞典的空白。
建国后，他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校长等职。他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
张骏祥于1996年去世，享年86岁。
主要作品
电影剧作
《胜利重逢》（1954年）
《鸡毛信》（1954年）
《新安江上》（1958年）
《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年，集体）
导演
《还乡日记》（1947年）
《乘龙快婿》（1947年）
《火葬》（1948年）
《翠岗红旗》（1951年）
《淮上人家》（1954年）
《燎原》（1962年，与顾而已合作）
《白求恩大夫》（1964年）
《大泽龙蛇》（1982年）
《大庆战歌》（1965年）
著作
《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
《影事琐议》
《袁俊戏剧集》
《张骏祥电影剧本选集》
《翠岗红旗》
所获荣誉
1951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白求恩大夫》获1978年意大利墨西拿电影节评委会奖
人物评价
张骏祥的创作、理论和电影活动鲜明地折射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他从战后上海进步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走来，完成了向新中国红色电影的革命现实主义路线的转型，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当代现实主义深化和发展中却走向边缘和衰落。尽管张骏祥在电影中不自觉地加入戏剧性的元素，但他对电影拍摄的技法却是非常注重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张骏祥也不遗余力地使用了“滑稽”的元素。他深受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还有美国好莱坞电影文化的熏陶，使他的电影作品兼具戏剧性和电影性的特点，并将好莱坞早期喜剧电影与上海市民文化糅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电影喜剧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