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詹姆斯·C.斯科特(1936—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着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比较政治腐败》(1972)、《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6)、《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拉扎克
哈吉·“布鲁姆”
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第二章常规的剥削，常规的反抗
未被书写的反抗史
作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人类行动者的经验与意识
第三章反抗的景观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
中层背景：吉打州和穆达地区的灌溉系统
第四章塞达卡：从1967年到1979年
富与穷
村庄构成
土地占有与使用
租佃的变化
水稻生产的变化和工资的变化
地方机构和经济权力
第五章胜利者和失败者眼中的历史
分类
夜行船
绿色革命的阶级史
双耕与双重看法
从活租到死租
联合收割机
失去的地盘：土地的获得
慈善的仪式与社会控制
记忆中的村庄
第六章延展事实：意识形态的运作
特定情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
剥削的词汇表
歪曲事实：分层与收入
合理化的剥削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大门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
作为反抗的争论
第七章超越口舌之战：谨慎反抗与适度遵从
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障碍
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常规的”反抗
“常规的”镇压
常规的顺从与不留痕迹的反抗
服从以及部分的文本
何谓反抗？
第八章霸权与意识
意识形态斗争的日常形式
塞达卡的物质基础和规范性上层建筑
重新思考霸权概念
附录
附录A村庄人口记录，1967—1979
附录B不同土地使用类型/农场规模的农场收入比较
（穆达地区，1966、1974和1979年）
附录C关于土地使用情况变更、净利润及政治事务的数据
附录D飞翔信的译文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图书内容
前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译后
“弱者的武器”:研究农民政治的底层视角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复舟”的道理。
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人们会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提请决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机”反应的对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而存在的。
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不能忽视。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着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介绍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烦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反抗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
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为，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压制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
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着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