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1746年3月30日，出生于萨拉戈萨市附近的福恩特托多司村。父亲是一个贫苦的祭坛镀金工匠，母亲出生破落贵族。
1760年，戈雅随父母迁居萨拉戈萨，并被送进修道士赫阿津的学校学习。萨拉戈萨是一个民风强悍、富有斗争传统的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曾给戈雅以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坚强不屈的气质。
1763年，戈雅前往马德里投靠同乡宫廷画师弗朗西斯哥·巴耶乌，两次投考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都没有被录取。(另一说为没有拿到奖学金而作罢)
1769年，前往意大利旅行，参加了帕尔玛美术学院的绘画竞赛，得了二等奖。
1770年，戈雅在德里·比拉尔圣母教堂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卡尔特吉教团的阿乌尔·德伊僧院画了若干幅宗教画。
1773年，再次回马德里并结婚定居，妻子是好友画家弗朗西斯科·巴依也乌的姐妹霍塞法。
1772年，描绘圆顶绘画（la Bóveda del Coreto）
1772至1774年，创作在卡图加德礼堂（la Cartuja de Aula Dei）的壁画。
1776年，通过巴依也乌的介绍，戈雅从安东·拉斐尔·门斯那里接受了为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绘制第一批葛布兰花毯图样的任务。
1779年，受到国王查理三世的接见。
1780年，被选入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
1780至1781年，在皮拉尔圣母圣殿主教座堂（La Basilica de Nuestra Senora del Pilar）描绘教堂圆顶（la cúpula Regina Martyrum）。
1784年，由于一幅描绘圣虽尔纳金·西恩斯在阿里方司·阿拉贡面前布教的油画，第一次博得官方好评。
1785年，戈雅在官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在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任副院长。
1786年，任皇家织造工厂的美术领班。
1786年，获宫廷画家的称号。
1792年，戈雅身染重病，丧失了听力。
1803年，查理四世国王接受了戈雅的献礼《狂想曲》。并给他的独生子颁发了养老金，并使戈雅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宗教裁判的迫害。
1808年，西班牙被拿破仑军队占领，他创作了一批富于激情和逼真表现力的悲剧性作品。
1824年，戈雅在波尔多市西班牙自由侨民法国中心度过最后四年。
1828年4月16日，病故，享年82岁。
画作中的西班牙
46岁，戈雅成了聋子。不是贝多芬那样的严重耳鸣，也不是英国画家雷纳尔多的半聋，而是死一般寂静的全聋。喧闹的马德里，在他眼前是无声流淌、跃动的人群。贵族妇女举办的聚会上，闪烁的衣饰，晃动的人影，张合吞吐的嘴唇，吞咽美酒，咬嚼佳肴，撇嘴的讥讽，露出牙齿的大笑，脸部的神情，酒后跳起的放肆、充满情欲的舞蹈。他再也不能靠听来的言语理解这世界——他只有深深地注视着这些浮动跳跃的影像，用他天赋的锐利目光。
戈雅聋了以后，在西班牙贵族妇女中依然很受欢迎。他是宫廷画师，贵族们找他画像几乎让他应接不暇。女人们尤其喜欢他。在她们眼中，戈雅是画家，更是男人—这种任性的风气一半是西班牙固有，一半因为皇后玛丽·路易萨半公开地有许多宠臣，皇帝查尔斯四世并不介意。贵族婚姻是权力联盟的产物，在此之侧，强烈的感情公然存在。有两位殿下的榜样，上流社会的交往中则不免产生许多风流韵事。
戈雅的地位，也是婚姻带给他的——他的大舅子佛兰西斯科·拜埃是科学院院士，也是国王的首席画师。20岁的戈雅没有考取马德里的皇家艺术学院，便去意大利学画。在帕尔马拿了一个绘画竞赛的奖，又回到西班牙向拜埃学画。29岁，戈雅和约瑟芬·拜埃结婚。佛兰西斯科·拜埃信仰古典主义，熟读温德曼的艺术史。他赏识戈雅的才能，因此经常批评戈雅似乎缺少控制的画法。不过，他把戈雅带到首都马德里，帮他拿下了为皇家壁毯做设计的合同。拜埃去世那年，戈雅为他画了像。画像里没有反映多少尊贵和成就，而是一个眉宇不展，忧心忡忡的平凡人。
戈雅为宫里所做的壁画系列，虽然模仿洛可可风格——这也许是皇后的要求，来自意大利的玛丽·路易萨瞧不起法国人，但每年往巴黎大量订购衣服、油膏、装饰品。画中的人物模特是贵族男女穿了平民女子(玛哈)和平民男子(玛约)的衣服，歌舞游戏，虽然一切都少不了装模作样，戈雅自身的风格也按捺不住地露出头角。肯尼克拉克指出，人物强做欢笑的表情和木偶般僵硬的动作，纯粹西班牙式的阴郁风景，都是日后狂想画的先声。
马德里的玛约(majo)、玛哈(maja)类似北京的顽主。他们以讲纯正、华丽的卡斯蒂尔语为荣，以穿着讲究、标致为荣，以身为古老西班牙的一分子为荣。他们的西班牙，坚忍刚强，嗜血而骄傲。人们喜欢狂暴的娱乐，不但男子必须勇武，女人也很有男子气。戈雅年轻时在马德里，有四年都做玛约打扮。短裤、宽腰带、斗篷，几乎能盖住脸的宽沿帽子，袜子上别着短刀。他在骨子里是个玛约。他的画里，这些扮成平民的贵族们，形貌、动作、情绪反应，无一不假。
在一幅画中，贵妇们扮成平民少女抛稻草人，稻草人柔软的肢体，“女孩们”心不在焉的神情。表演的快乐之下，没有真实的东西。戈雅对虚假和空虚的惊人把握，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到画布上。虚伪，是超出他能力之外的东西，然而妇女们优美的姿态，红润的面庞，轻盈的运动，亦能取悦观众。
西班牙有12位第一级的大贵族，阿尔巴女公爵是其中一位。她是战功显赫的阿尔巴家族的继承人。在西班牙低级贵族可以取6个名字，大贵族可以有12个名字。第一级的大贵族就没有限制了。阿尔巴女公爵有31个名字。但用的最多是卡塔耶娜。里昂付希特万格的小说《戈雅》里面讲，在女公爵在安达卢西亚的别墅里，戈雅让她一个一个地说名字，每说一个，他就为这名字画一张像。每一个像代表女公爵的面貌之一，性格一种。在戈雅这方面，两人的关系再亲密，他也无法真正了解阿尔巴的真正面目。
阿尔巴女公爵大概也是西班牙最任性的女人。她公然和戈雅去平民区的酒馆，看戏剧，吃饭，她也去戈雅的工作室和他幽会。她丈夫是佛罗里达布兰卡侯爵，结婚后用妻子的头衔成为阿尔巴公爵。公爵性格柔弱，身体更弱，但是他的忽然去世还是激起了马德里的纷纷议论。流言说是女公爵的情人之一，一位医学博士下的手。
戈雅给阿尔巴正式的画像，总显得隔膜。尽管色调整齐又辉煌流动，人的性格却不显露。一幅画中女人的手清晰地指着地面上戈雅的签名—这似乎印证两人之间的联系。即使戈雅拥有高超的作画技巧，却无法抓住阿尔巴女公爵的灵魂。
戈雅和女公爵的冲突，按照小说家言，是女公爵对戈雅的召唤，往往是戈雅在国王、王后有差使的时候——并没有和皇后对着干的意思，只是戈雅情欲难捺，女公爵把他的魂都招去了。他不惜编造小女儿生病的借口，不去想自己作为宫廷画师的前途，托辞溜走，去赴约会。后来戈雅小女儿果然生病死了，戈雅陷入痛苦，认为是对自己的惩罚。而女公爵对他忽冷忽热，身边又有其他年轻才俊，更使戈雅情绪如过山车，不能自已。女公爵的脸，是戈雅所看到的真正面目：“是她那漂亮、高傲、十分虚伪、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荡的面孔的本来面目，是享乐、诱惑和虚伪的化身。”
戈雅自认影响他的有伦勃朗、委拉斯贵支和自然。伦勃朗创造了铜版画的几乎所有技巧，伦勃朗的铜版画在于精细，戈雅是充分利用了单一色调所能营造出的运动、情绪与氛围。
盛行于中世纪的疯子和愚人画，也是戈雅绘画的另一主题。显然，这是神权之外的“辖地”，也是相对较自由的艺术表现领域。异端法庭规定不可以画裸体，也不可以画出圣母的脚。而表现疯人院之癫狂的幌子下，尽可以铺陈赤身露体。博西、布鲁盖尔笔下的愚人面目扭曲丑恶，也通过画面上展现他们行径的前因后果，突出愚人在智力上的缺失，而戈雅笔下的疯人体格有如古典石雕般健壮，又被生命的汁液撑得饱满，他们或歌或啸，疯狂更像是外界强加于他们的处境，一种只能如此的宿命。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18世纪疯人们的处境变得很糟糕。早几百年，欧洲的疯人们有时竟被当作神秘的预言者，某种黑暗智慧的喉舌。疯人们和麻风病人被赶进医院，戴上锁链，穿上紧身衣，放血，服药，以使他们恢复正常。虽然戈雅被何种情绪推动着作画已不可考，但是压制、枷锁、高墙、坚壁与疯子的自得与自足，处境的悲惨，以及神秘不可知的气氛又是那样紧致地结合在画面上，给观众一种高度浓缩、强烈冲突的复杂冲击。
1814年，拿破仑战败，西班牙回到了费迪南七世手中。新国王没有找戈雅的麻烦，但是希望戈雅画一幅表现1808年波拿巴王朝镇压西班牙人反抗的画。戈雅先后画了两幅。第一幅构图有鲁本斯的痕迹：画面上的屠杀者——深色皮肤的埃及马木留客奴隶雇佣兵正对着观众，瘫倒的尸体是他在版画中常用的双手上摊姿势，也有西班牙青年把骑兵从马上拽下来的英武。然而这幅画戈雅并不满意，遂又画了第二幅，就是《5月3日》。
绘画史上再没有哪一张画，能这样清晰、直接地表现强权对平民的镇压，不绕一点圈子，不讲一个故事，不摆一点姿势。也许正是这张画，让许多人开始喜欢戈雅。
对比《5月3日》与《5月2日》，能看到戈雅在后一张画里抛弃了讲故事，作历史画的企图。人物的服饰，种族特征都简化掉了，根据构图的需求来安排。黑暗也隐去了时代背景和语境，所有精神要素都整合起来，分成为两个对峙的阵营。
军队和士兵，形成严整的一方。军帽、军服、背包、军靴、刺刀、枪，统一在抽象、坚定、有秩序的形里。光从地上的灯笼里直射在被害者的白衬衫上，形成画面最强烈的视线中心。死者和将死的人们形成另一方，或委顿在地，如没有形状和生命的肉块；或掩面不能面对这最后的恐惧，或只有张臂这最后的生理反应。把有力者的严整与弱者的不规整形相对比，通过视觉图式来增强两方强弱的反差，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浮雕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然而，《5月3日》的主角是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形成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控诉。既是瞬间的，又是永恒的。此画不可超越的艺术效果，使当代宣传画常不免征用它来做设计的素材。
也许因为耳聋，戈雅对嘴特别敏感。他画里人物的嘴绝不相似。一幅画作中的嘴如神秘的无声洞穴，微抿，讥讽，呻吟，质问，嚎叫，内容不可知，反而呈现出人物表情的新解读版本。戈雅把自己的房子称为“聋人屋”，逐渐深居简出，他在墙上画了20多幅壁画，被称为“黑色画”。
1824年，戈雅到法国波尔多定居，4年后逝世。
后世影响
19世纪以降，受戈雅影响的画家很多，如杜米埃、马奈、毕加索。他们从戈雅处吸取养分是有原因的。欧洲，尤其是巴黎，绘画传统太多，他们需要借戈雅的蛮力来突破，他们需要那粗糙、狂野、雄性来惊吓文雅的中产阶级们。然而，戈雅的力量是不可被工具化的，它简单强大，却顽固地居住在图形表达的中心，拒绝被异化进入意识形态范畴。最后几年他留下一些速写，人体、动作等始终最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充满情绪动荡的头脑和身体，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戈雅艺术博物馆
戈雅艺术博物馆（el Museo Goya- Colección Ibercaja）展示从十五世纪以来到近代的作品。它于1979年建立，前身是杰罗姆（Jerónimo Cósida）的故居，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美丽的民间建筑。在一楼展出了十五到十八世纪的各种绘画和雕塑。二楼是专门展出阿拉贡画家的作品，例如戈雅，和一些同时期重要的画家，也完整收藏了戈雅从1778年至1825年的雕刻画艺术，三楼展示戈雅的遗产，他的作品对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西班牙与阿拉贡艺术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戈雅博物馆原本属于杰罗姆（Jerónimo Cósida），于1535年至1536年建造，由胡安（Juan de Lanuza）设计。方型的庭院，环状柱子，石膏装饰和护栏，具有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期的特色。
戈雅在1814年创作了《1808年5月2日》这幅油画作品，揭露了侵略军与雇佣兵对西班牙国土和人民的蹂躏，真实记录下西班牙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画家以自己的画笔作为武器，以缤纷的颜料作为弹药，使这次反抗侵略的英勇起义得以永垂不朽。
虽然原作现收藏于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但在萨拉戈萨的这个展厅里，人们可以看到《1808年5月2日》珍贵的创作草图。在画面中，马德里市民们毫无惧色地面对着持枪的法国侵略军，用尽全力跳起将入侵者拉下马，与他们展开殊死搏斗。戈雅不顾危险，在战争期间留在马德里，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画下了这些情景，用手中的画笔热情歌颂了西班牙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画作中丰富的想象、狂野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和大胆的用色，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的激烈与紧张。这幅作品也是戈雅一生中最扣人心弦、最引人注目的杰作之一。
在《狂想曲》《梦呓》《战争的灾难》《斗牛》等系列版画作品中，戈雅更是以炽热的情感深刻地表现了对于人性、对于战争的思考。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包含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对入侵者暴行的控诉，对权贵们昏庸的愤怒，也体现出对生命的理解。1808年法军入侵西班牙后，戈雅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创作了歌颂西班牙人民英勇抗敌的《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在温暖灯光的照射下，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的这组作品，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苦难和人民的无畏英勇。动人的故事情节、张力十足的线条牢牢吸引着每一位观看者的目光。
现代欧洲绘画始于戈雅。他挣脱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采用隐喻、反讽的手法自由而率真地表现对生活的所思所想，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与此同时，戈雅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画作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生活。他非常善于以小见大，抓取生活的某个细节或以各种小人物作为创作的对象。戈雅更加注重群众的力量，将原本平凡的人或物赋予史诗般的歌颂与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