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学术语-中文百科频道

基本概述

被公认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制度是有差异的。没有人会断言，某个国家是市场经济标准国，凡与之有差异者就不能算市场经济国家。

各国基础不同，传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的形式甚至部分内容也必然会不尽相同。但是，差异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标准不存在，从差异而否定市场经济标准存在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经济制度，产生于近代，繁荣于现代，与历史上的自然经济不同，也与计划经济不同，当然有其内在规定性。

这种内在规定性是存在于各个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之中的共性。从形形色色市场经济国家中，找到共性，树起一个框架，将有助于在反倾销中来判断，到底哪些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哪些国家还不能算是市场经济国家。承认市场经济有一定标准是正确的，但把这个标准绝对化、简单化也是不可取的。

这个市场经济标准的框架，不是绝对的，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而是在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基础上建立的区间，是一个允许有一定差异和偏离存在的状态区间，是一个以各国市场经济的共同性为主、差异性为辅而形成的一个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状态区间。

经济标准

从美国、欧盟、加拿大反倾销相关法规看市场经济标准

美国商业部所指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不按市场成本和价格规律进行运作的国家。

它对市场经济有六个法定要求[19U.S.C—1677(18)]或说具体标准：

一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

二是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

三是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

四是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

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六是商业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此外，美国商务部还特别关心出口国的出口管理：一是在法律上，政府是否对该企业的出口活动进行控制。包括：

(1)对各个企业的经营和出口许可有关的限制规定；

(2)任何对企业减少控制的立法；

(3)政府其他任何减少对企业控制的措施。二是在事实上，政府是否对该企业的出口活动进行控制，商务部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1)出口价格是否由政府确定或须由政府同意；(2)出口商是否有权协商合同条款并签订合同或其他协议；(3)出口商在选择管理层时是否不受政府限制而有自治权；(4)出口商在分配利润和弥补亏损上是否有独立的决定权。

欧盟在1998年颁布了905.98号法令，允许中国应诉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同时规定了五条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一是市场经济决定价格、成本、投入等；二是企业有符合国际财会标准的基础会计账簿；三是企业生产成本与金融状况，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歪曲，企业有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的自由，有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有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四是确保破产法及资产法适用于企业；五是汇率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

加拿大在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调查中，明确包括五方面：

一是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是否不干扰市场经济正常运行。

这包括政府定价的比重、结构、产品分布和报价程度的影响判断，国内产品及服务的定价机制，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计划管理和市场限制的情况，对国内及国际贸易管理的情况，以及政府机构和职能进一步改革情况等。

二是政府部门对企业在生产、销售、采购等方面是如何管理和管制的，对企业融资方面是如何管理或管制的。

三是在国际贸易方面，政府决定外贸企业可进行对外贸易的条件、程序，政府对进出口产品配额、价格的指导和管制等。

四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包括企业所有制形式，国有企业改制的时间与完成方式；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要素价格包括原材料、能源、劳动力成本以及产品数量、价格是如何确定的；企业的资金管理、业绩管理、利润分配、劳资关系以及贷款的获取方式等情况。

五是利率在不同企业、不同产业和内外贸不同部门中是否有差异，汇率对出口商而言是否市场形成，企业换汇及存汇方式是否有自主权等。

五大因素

1.政府作用问题

欧美等国关心的问题有：政府对自然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本资源的占有、分配与控制问题，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控制和管理权限问题，政府对生产(谁来生产、生产多少、多少，为谁生产)的控制(涉及企业的产权制度、利润分配与破产机制)问题，政府对国际和国内贸易的控制问题，政府对中介组织的控制(如商会和行会)问题等等。

归根到底，是资源由政府配置还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使用和定价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决定？政府是否尊重和保护经济主体在经营方面的自主权利，是否对企业有不公平的对待？这些问题用一句话讲，是政府作用问题，或更准确地讲，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我们将这一条概括为“政府行为规范化”。

2.企业权利与行为问题

美国商务部关心企业的产出数量和价格决策有没有政府介入，企业有没有自主的经营和出口权，有没有选择管理层、分配利润和弥补亏损上独立的决定权，有没有协商合同条款并签订合同的自主权，尤其关心出口企业的这些权利。

欧盟同样关心企业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权利，关心企业有没有符合国际财会标准的基础会计账簿，关心企业是否有融资和向国外转移利润的权利，有没有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权。加拿大政府有关机构除关心上述方面外，还关心企业所有制形式及国有企业改制情况等。归根到底，他们关心企业在产销活动中，行为是市场化的还是行政化的？概括地讲，这一条要害是讲企业权利和行为，我们概括为“经济主体自由化”。

3.投入要素的成本与价格问题

美国商务部关心一国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控制程度，关心产品投入是否以市场价格支付；欧盟关心市场能否决定投入要素的价格，关心企业成本的真实性；加拿大政府有关机构关心国有企业要素价格包括原材料、能源、劳动力成本以及产品数量、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总之，欧美等国对企业投入方面的生产要素如原材料价格、劳动力工资等是否是市场价格，都是很关心的。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投入品价格关系到产出品成本，直接影响产品价格，这与反倾销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任何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产品，都会特别关注其成本的真实性和其价格形成的规则。这可归结为“生产要素市场化”。

4.贸易问题

欧美等国关心贸易活动包括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交易活动是自由的还是被压制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市场立法及司法是否健全？市场中介是否具独立性？起什么样的作用？贸易政策中的企业定价是否是自主的？政府是如何管理出口和出口企业的？企业是否有商业活动的自由？总之，关心贸易环境与条件，我们概括为“贸易环境公平化”。

5.金融参数问题

欧美等国特别关注反倾销的被调查国利率和汇率是否由市场形成？本币是否可兑换或可兑换程度？利率在不同企业、内贸、外贸部门、不同产业中是否有差异？

企业金融状况是否不受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歪曲？企业是否有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的自由？企业换汇及存汇方式是否有自主权？等等。概括地讲，他们关心利率和汇率这两大金融参数的形成和适用范围中的公平性，进而涉及这些参数形成基础即金融体制的合理性问题，这里将归纳为“金融参数合理化”。

显然，以上概括的判断市场经济标准的五大因素，是在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现实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在充分吸收欧美和加拿大反倾销要求而提出的市场经济标准基础上，紧紧围绕公平贸易角度提出来的。

基本特征

在现实中，“政府行为规范化”往往是用“政府规模和干预程度”近似地表述。大家关心的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是要发挥作用还是不要发挥作用，发挥的作用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即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好，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好？

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强调小政府，强调市场的完全自由化；凯恩斯理论则强调大政府，认为完全自由并不能达到供求均衡，政府干预经济才能扩张有效需求，实现供求均衡。

就现代市场经济而言，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理论成为主流意见：就是政府要与市场相结合，政府要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发挥自己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在这里，政府通过对经济的干预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成为资源市场配置方式的必要补充。按萨缪尔森的观点，政府的作用：

一是确立法律体制；二是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三是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四是建立影响收入分配的合理机制。政府要少干预市场，少干预企业，但也不能放弃提供公共品和追求健康经济环境的责任。当今社会，没有一个经济体是纯粹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更没有政府全部包干的市场经济经济体。共同的认识是，要减少政府过度干预，要防止垄断，要促进竞争，要实行法制。

但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问题而言，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大还是小是有区别的。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些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作用小了，但对经济间接影响的作用大了。

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一些政府仍保有多一些的国有资本，对产业政策有多一些依赖。比如，美国和英国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比日本和北欧国家更多一些，而日本和法国则对指导性计划和产业政策有较大的认同。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国家，尽管通过改革与开放，将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进行了大的调整，将全面的经济干预变为重点干预，并从制度上强化尊重和保护企业在经营方面的自主权利，越来越公平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业。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将来政府作用小，现在必须要求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没有政府对改革的领导和对市场发展的支持，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尽管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都存在政府适度干预和市场自由运行的结合，但政府作用大小和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强弱，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正常的，是处在市场经济不同阶段的对应表现形式。

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涉及管制。如果政府管制超过必要的程度，势必会影响市场的有效性，最终导致在保护一部分人利益的情况下，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利，并使整个经济自由性受到伤害。

但有些必要的管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必要的管制一方面可以保护社会集团、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确保人们可以自由地享受其劳动成果。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和程度的合理性判断，以及推广到不同国家时对差异性区间的界定，是测度市场经济标准的理论基础。

“经济主体自由化”的要求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这里也包含各类经济主体，下同)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产权关系是明晰的，经营管理、贸易和经营的决策是独立的和自主的。

同时，企业在资源(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配置方面和在市场交易中，其价格、产量、利润和进出口等方面，是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供求来考虑和决策的，不是根据政府要求来决策的，企业行为也是市场化。

“经济主体自由化”，有助于企业提高效率和自己承担风险，有助于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正因为此，企业的自主性和行为的市场化，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的标志。也正因此，我们理解并赞成欧美等国在市场经济标准方面，对企业市场化的种种标准。

当然，“经济主体自由化”的测度，是复杂的，有难度的。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企业的市场经济标准是变化的。就企业产权、管理模式和行为而言，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企业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多种形式的。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情况是不同的，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模式也是不同的。

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10%，占全球总资本的份额则为35%。我们应按照一定标准，判断各类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并据此判断国家市场经济程度。我们要允许这些标准有一定弹性，有一定区间，不能过于机械。

比如，我们不能说，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是市场经济国家，20世纪70年代工党执政时期，国有化程度高峰时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也不能说美国政府把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出租给私人垄断组织的方式是市场经济的，而意大利政府通过国家级控股公司对企业进行层层参与、逐级控制的模式就不是市场经济的。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积极推进“国有化”运动，通过直接投资兴办、购买或没收以及国家持股参与等形式建立国有企业，从而形成了各个国家规模大小不等、管理方式各异的国有经济体系。1972年，国有企业占本国全部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为29%，法国为33%，意大利为30%，联邦德国为30%，日本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达到35%左右。

绝对数值

从欧美等国反倾销的市场经济标准中归纳五大因素，这本身意味着我们承认存在着市场经济的标准。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可以用这五大因素标准加以衡量，来判断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另一方面，这五条标准本身是大体上的，粗略的，有差异区间的，有弹性的，有变化的，现实中不存在100%的市场经济国家。

一些支持绝对标准论的专家认为，为了达到一个统一认识，为能做出统一结论，即使实现中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上也需要100%为完全的市场化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否则不同国家的比较也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持相对标准的专家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只有市场化程度的相对比较及排序，才是有意义的。

国内专家多把市场化100%作为完全标准，这是一个带绝对化的理论标准。绝对数值标示清楚明了，一目了然，但绝对化则与现实有差距。用相对位次判断市场化程度是可行的，相对指标只列位次，简单易行，理由充分，但这种排序过程中，其实离不开选择若干指标进行评分这样的测度过程。

可以说，相对位次排列，并不能否认中间过程存在绝对数值的测度；绝对数值的结果，也不能否认甚至还需要再进行相对比较。绝对数值判断与相对位次排序需要结合和统一起来。

中国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要求欧盟承认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这一要求在峰会上仍被忽视。那欧盟提出的道底是什么标准呢？共有四条：

其一是政府的影响力；其二是会计准则，其三破产法，其四金融服务领域的改革。巴罗佐所提的“四条标准”，与美国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所提的“标准”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是类似的，这就是要求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规范化和自由化。

在这四条标准中，会计准则和破产法属于真正的“技术指标”，是刚性的，现在正在努力实现。但另两个问题却是软性的，尤其是“政府的影响力”问题，要达到欧盟心目中的“标准”恐怕很难。因为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一个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早前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中国自改革以来，在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条件下形成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的配置产生了双重影响；它即使企业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推动了市场形成和经济成长，同时又是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活动泛滥的根源所在。

在中国做企业，若不跟当地政府搞好关系，那什么也做不成，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就连那些外资企业都渐渐入乡随俗，知道了跟政府“公关”的重要性。在中国，企业家把企业做的再大，你也不是真正的“老大”，真正的“老大”只能是政府。

这是吴老先生说的“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同时又造成了太多的寻租腐败的机会。而这一切，皆因为中国在“引进市场的同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不得不为获得这类资源进行非市场的激烈竞争。

2016年12月9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美、欧、日等国关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表态时表示，少数世贸组织成员在如期履行第15条义务的问题上表态含糊其辞，企图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做法，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化问题导向，把握正确改革策略和方法，持续优化经济治理方式，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体现。

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促进改革发展高效联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创新制度供给，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适应和引发有效需求，促进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