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康熙时期

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中进士，时年30岁。值得一提的是，孙嘉淦亲兄弟三人都是进士。一门三进士的荣耀在兴县至今还被人称道。但是孙嘉淦在康熙朝中9年仕途生涯，一直没有什么值得入载史册的事。

雍正时期

雍正初即位时，命大臣们上疏言事，孙嘉淦上疏陈述了三件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因为雍正帝继位有许多舆论说他是篡逆夺取的，孙的上疏有“请亲骨肉”之语，颇有影射之嫌，故十分恼怒，便将他的疏文出示诸大臣，并说：“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孙的好友大学士朱轼听后，慢慢地说道：“孙嘉淦确实狂妄，但臣却佩服他的胆量。”雍正帝沉默半晌即笑着说道：“朕也同样佩服他的胆量！”故没有对孙加罪。

此事过后，孙嘉淦名声鹊起。但随后，不能释怀的雍正还是抓了孙嘉淦的一个过失，交刑部议处。刑部的负责人领会上意，说，按律当斩。雍正作为一个明君这时候体现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对孙嘉淦加恩免死，说这个人性气不好，我不待见，但是他出了名的不要钱，念在还有这么个长处，“著在银库行走”。孙嘉淦在国库临时打杂的差事结束后，又被委任为河东盐政。在别人眼里，这也是个肥差。能得此官，和孙嘉淦不爱财也有莫大关系。

乾隆时期

乾隆继位后，相中了敢言直谏的孙嘉淦，擢升他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专管监察。孙嘉淦也不含糊，很快给皇帝上了篇绝代谏论《三习一弊疏》。

“三习一弊”的大意是：“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这三种习惯形成后，那就会产生喜小人而厌君子的弊病，希望皇帝您应该“予除三习，永杜一弊”，可不要自以为是。《三习一弊疏》着眼之高，恰恰适合于做皇帝的人看，抨击之广则直指人性的普遍弱点，语言之美足以令人拍案惊奇，但其笔锋之利让所针对的人读来难免汗流浃背，坐卧不安。好在乾隆帝看了之后挺喜欢，表示采纳，而且因此又升了孙嘉淦的官，让他做刑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

清廷前期一百多年间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乾隆在康熙奠定基业的基础上，成就六十年雄图伟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孙嘉淦在其执政初年，力主根除“三习一弊”的修心养性法，当使乾隆受益不小，成为众多的因素之一。

主要著作

孙嘉淦一生的主要精力在于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又是颇孚众望的三朝元老，博学多才桃李满天下的饱学先生。他一生勤学，精研六经，常常静坐闭目沉思，在他从政的四十多年中，除了每任干了不少事业外，流传下来的著作就有百余万言。他所注古书不拘泥于前人成说，多有自己的见解。主要有《春秋义》、《南华通》、《诗义折中》、《周易述义》、《司成课程》、《近思录辑要》、《成均讲义》、《诗删》、《孙文定公文录二卷》、《孙文定公奏议》以及部分序论碑文，还有散文《南游记》等。

《春秋义》是孙嘉淦在翰林院时所著，他认为：“春秋之旨，天下有道一章，孔子自叙也。其余诸家各抒己见，其大旨皆不谬于圣人，学者得其门而入焉，去褒贬进退之例，遵属比事之教，联络经文，得其肯絮，则一代之事，始终具见，而微文大义不辩而自明矣。”所以，他尽去《春秋》的各种传注，只录原文，反复诵读，闭目冥想，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写下了《春秋义》。他认为，《春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是万世不易之大法。《南华通》是孙嘉淦解释庄子的一本书。人们通常认为“南华之文天下至奇，来不知所自来，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忽而如彼，使人不得其所指归”。孙嘉淦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一部如一篇者，凡其所作，皆确有原委，又确有次第，增之损之而不能，颠之倒之而不可。”

自古解释《诗经》者众多。自小序而下，笺疏传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说，辩难纠纷，几如聚讼。孙嘉淦也对《诗经》加以解释，写下了《诗义折中》，其所见平实近理，不落窠臼，取前人之所长，折诸圣用。孙嘉淦认为不能简单把《诗经》当作一般的文艺词章，《诗经》其实是一部社会生活教科书，是与《春秋》相表里的圣贤书。《诗义折中》深受乾隆帝赞许，乾隆还为其作序。孙嘉淦不仅精于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他的散文游记也颇有成就。《南游记》是其代表之一。这是孙嘉淦早期母逝守制期间南游后写成的一篇游记。全文长达一万五千余言，有对祖国壮丽山川、文物景观、风土人情的描绘，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追忆评说，有繁有简，有收有放，有起有落，气势跌宕，语言优美，感人肺腑。孙嘉淦本人亦以此文为其快意作。孙嘉淦还与兄鸿淦、弟扬淦，合编了《兴县志》十八卷。孙嘉淦从事教育事业时间长，并亲自教学，经验丰富，教育思想比较成熟，所以他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言论著作，很能切中时弊，较具体地指出问题所在，也能提出一套改革措施和实施意见。《近思录辑要》一书是孙嘉淦做学政时编辑而成的，他告诉弟子说这是圣学阶梯，让士子好好研读。他还将自己在太学讲学的讲义辑成《成均讲义》。

伪稿案疑云

乾隆十六年前后，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主要内容是指斥乾隆皇帝有“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执行的政策及朝廷权贵重臣进行尖锐的抨击和无情的弹劾，伪稿的确切内容，由于乾隆君臣讳莫如深，销毁灭迹，至今已不得见。其稿原貌更不可瞻。不过，从大臣相关奏折，以及牵涉人犯供词、清实录等资料当中，我们将散落其间支离破碎的信息粘贴拼接起来，仍可窥测概貌。

伪稿的格式是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嘉淦“孙大人谈皇上的本章”，伪稿模仿其有名的“三习一弊疏”，提出对乾隆帝的“五不可解十大过”。具体内容大致有：“皇上南巡”、“孝贤皇后大事剃头”、“大金川不该用兵”、“张广泗事情”、“打死老公”、“几累万言，指斥乘舆，遍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等。有趣的是，为了让伪稿显得更加真实，有好事者在伪稿上还添加了乾隆的“朱批”：“该部知道”，“著孙嘉淦随驾南巡，有不是礼处，著再具奏”。乾隆皇帝闻奏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语，纯系大逆恶徒狂悖之举。但是，又不想公开追查此种直接把矛头对准他本人的激烈的指责言辞，还因伪奏稿在其他处尚未发现，故追查也没必要全面铺开，遂责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督抚秘密缉访。

此时，各省表面似乎很平静，但在各督抚的部署下正暗地紧锣密鼓地进行查访活动。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的情形，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对乾隆皇帝触动很大。前者说明，虽然王肇基与伪稿无关，但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故八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在乾隆皇帝的督贵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皇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的年底，各省已查拿了不少的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为最多，而四川本省就捕获了28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乾隆十七年初，在已有的各条线索中，有几条重要线索，乾隆皇帝指令要严加追究：一是江西巡抚鄂昌查出的广饶九南道施延翰之子施亦度传抄伪稿；二是来往贵州的湖南人龙乾惕曾携带伪稿。乾隆皇帝认为，伪稿内称张广泗有功，张广泗乃贵州总督，从龙乾惕身上严加根究，追出来历，亦有可能；三是浙江提督街门书吏包琳供出的，伪稿系从提督衙内传出；还有江西省城抄报房章锦传抄伪稿，乾隆帝对这一条线索也极为重视。但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和复杂起来，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办案人员对此也甚为头痛，乾隆皇帝也甚是着急。六月二十九日，再命军机大臣将历次奏报各案逐一分析查奏，列出已有线索的清单，分别寄发各省，按清单所开各案，迅速查办。

六月份之后，各省遵照乾隆皇帝的指示，根据开具的清单；继续追查。其中有一条线索，成为当时追查的热点，即年初的时候，江西巡抚鄂昌等查出该省道员施廷翰之子施亦度传抄伪稿。后来，乾隆皇帝命鄂昌、尹继善带同承审官赴京与舒赫德、刘统勋同审此案。到七月份，舒赫德等人审讯出施氏伪稿得自江西提塘刘士禄处，刘士禄供出伪稿得自在京城居住的汤赐联处。派人前去查拿，但并无汤赐联其人。后刘士禄推翻前供，施亦度也否认伪稿不是得自刘士禄，而是得自其叔施廷皋之子。九月份，乾隆皇帝命舒赫德留心施氏是否与张广泗关系密切，后查寻施氏与张广泗并无关涉。此条线索，上下折腾了一番，最终又没有了结果。

十月十九日，乾隆皇帝以各省办理伪稿不善，再次通饬各督抚，谕称：查办伪稿至今已一载有余，茫如人海拣沙，万无头绪，此皆因各督抚等一切委之雇员，惟据详索供词，虚文塞责，并未悉心研究，实力查办，致使线索迷乱，首犯尚悠然事外。乾隆皇帝深知，此案进展缓慢，：与各省督抚互相推诿有很大关系，而承办人员怕担当责任，往往将案情向他省引发，致使隔省隔属，辗转往复，拖延了时日。十一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下令将他认为追查不力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西巡抚鄂昌等解任侯旨，并宣称他省督抚有似此者均照此办理。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皇帝迁怒于督抚雇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人犯概行宽释。遭到乾隆皇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皇帝的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的乾隆皇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乾隆皇帝进退两难的时候，军机大臣在京审出伪稿的又一重要线索：由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的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据刘时达称，乾隆十五年七月间，其子刘守朴任浙江金华县典史时，遣家人王玉淋送寄家信，信内附有孙嘉淦一张；乾隆皇帝认为刘守朴传递的伪稿较他案为最早，遂命江浙两省承办此案的周承勃、钱度速往金华密访查办，又指示两广总督阿里衮，将第一紧要之犯刘守朴速押解进京。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之后，乾隆皇帝责成军机处对其进行审讯。在乾隆皇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根源似乎就要找到，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事情偏不象乾隆皇帝所想象的那样，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经过一年，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心，在乾隆皇帝看来，即使伪稿查不出真正的捏造者，但经过这一番清查，对政治止的异己力量及不满情绪，也起到了不小的震慑威力，故开始考虑如何收场。而摆在他面前的卢、刘二犯，正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皇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以上所谓军机大臣的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为乾隆皇帝授意而为。当月，乾隆皇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思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案也折射出不少乾隆帝个人性格的特色。处死张广泗以卸己好战之责，孝贤皇后逝后肆意严惩官员，这些政治行为都具有乾隆帝个性政治鲜明特色，都是乾隆帝情绪化处理政事、任由个人政治意志指导施政的结果；从中亦可见乾隆皇帝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极度自负、不能失败的心态，更可看出其视官僚为自己的附属物的君父心理严重到何种程度。

伪稿流传如此广泛，其作者指责乾隆君臣施政失当，其内容深得人心是一个重要原因。伪稿指责乾隆帝在南巡、孝贤皇后丧事、处死张广泗等政事上处置不当。剖析这三桩主要政治事件可知，此三者无不是乾隆帝情绪化地处理政事、任由个人政治意志指导施政的结果，皆在官场民间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乾隆帝的任随个人政治意志处理某些重大政事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是引发伪稿案的直接原因。

人物故事

孙嘉淦名气的响亮程度出人意料。吕梁一带知道孙嘉淦的老百姓挺多，而且关于孙嘉淦有众多故事流传。在其故乡兴县，老辈人讲得最多的孙嘉淦故事有四个，其中一个是皇帝过寿，众臣上贺，孙嘉淦提来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统”。还有就是山西的房子越制（超越规定的规格）而建的多，是孙嘉淦为民请命所致。其他两个都与孙嘉淦“好名”相关。

一个说，皇帝———是哪个皇帝没有必要考究了———某天突有所思，问诸多臣子：天下有几种人？大家各说不一。而孙嘉淦则言：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名往。普天之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

皇帝问：既然这样，孙爱卿是为名还是为利？孙嘉淦说：为臣不爱钱。言下之意当然是为名了。

另一个说，孙嘉淦告老还乡，从京城回兴县之前，他老人家犯嘀咕了：我一辈子不贪不沾，没有攒下几个钱，如今荣归故里，还是一副穷酸模样遭乡绅土财耻笑不说了，也给朝廷丢脸啊。思谋良久，计上心来，让仆人连夜买来十几口厚重木箱，然后亲自动手装满了砖头。第二天，辎重浩荡启程回家。没料到，皇帝得到举报说，孙嘉淦平常装清廉，实际也是个贪墨官，不信您看，他回家的时候金银财宝带了好几骡车。于是，孙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检查，装阔的事露馅儿了。此事一经汇报，皇上很是感动，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实银换下了孙嘉淦箱子里的砖头，算是重重赏了他一笔。

乡语村言自然可听不可信，但是孙嘉淦的确是个个性十足的政治名人，把名声看得甚重，所作所为都非同一般。这是有正史记载的。

清史稿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嘉淦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擢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调刑部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乃莅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事上闻，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剀切周详，仁政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於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姤。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於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於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於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於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於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於必行矣。是谓心习於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於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馀人尽脱之。

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厅、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适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谷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谷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梁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稉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

种之而用其稭秆，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获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谳，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於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

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於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拟濬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入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濬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濬减河三十馀里，入老河口达於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濬青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畅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於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沥水通行；治东淀，拟濬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於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畅泄。”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於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甿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甿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馀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

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

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於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於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於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贻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

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子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家庭关系

始迁兴县祖：明朝 孙权（陕西榆林神木籍）

祖父：孙世荩，贡生，江西崇仁知县，诰赠光禄大夫；

父：孙天绣，廪生，诰赠光禄大夫；

妻：原配李氏，继配原氏

伯兄：孙正淦，仲兄：孙鸿淦，弟：孙扬淦；

子：孙孝愉，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直隶按察使，孙孝则，直隶天津府通判；

孙：孙铸，河南盐大使；孙銮，河南员外郎；孙镛，监生。

影视形象

《雍正王朝》改编自二月河同名长篇小说，由胡玫执导拍摄，唐国强、焦晃、王绘春、杜雨露、徐祖明、杜志国、赵毅、李颖等主演，演绎了雍正皇帝一生的风雨经历。

康熙皇帝驾崩，继位者四阿哥胤禛，在当政后出现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河南罢考案”、“铁帽子亲王大殿发难逼宫”、“含泪杀亲子”等一系列旨在推行新政、抑制官绅敛财和宫廷内部党争、挤压的历史事件贯穿雍正的一生和雍正王朝。贾兆冀饰孙嘉诚，原型即孙嘉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