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子午谷黑水峪击溃高迎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进入北京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
崇祯八年（1635年）秋，孙传庭出任验封郎中，后越级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市）府丞。
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请缨任陕西巡抚，负责剿灭农民军。传庭在榆林建军，号为秦军。此时洪承畴正与李自成战于陕北，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后，民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自湖广复出，来到陕西，欲自汉中进攻西安。传庭领秦军镇守，高迎祥无法攻克，遂意图自子午谷入，直逼西安。传庭料之，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以逸待劳，激战四天后，高迎祥溃败，后被俘，送往北京处死，而其外甥李自成继任闯王。
击溃李自成
崇祯十年（1637年）初，马进忠等部再渡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崇祯十一年（1638年），过天星、混天星的起义军从徽（今甘肃徽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地经凤翔将通向澄城时，孙传庭指挥其部分五路合击该起义军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捕杀二千馀人，又在（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的方圆三、四百里的深沟峡谷内采用分兵堵截，机动设伏的战术再败起义军，并打退了驰援陕西起义军的马进忠、马光玉所率领的宛、洛之部后，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复没，李自成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
至此，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几被镇压下去。此时明军情势大好，但因清军在此时攻入长城，崇祯帝急调洪承畴与孙传庭回京防御，李自成便得到喘息。
意见不合，请辞入狱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
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
崇祯十二年（1639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复出督陕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
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崇祯帝想起孙传庭，把他从狱中释放，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奉命兵援汴梁。崇祯帝亲临文御殿询问孙传庭有关镇压起义军的方略，并设宴款待，为他压惊，嗣后即速命孙传庭率禁卫军驰援开封。
不久孙传庭代替汪乔年为陕西总督，斩杀跋扈的贺人龙，接着传庭又转战河南之地，连战连胜，李自成遂向冢头寨（在今南阳境）转移，途中大量抛弃财物，明军竞相争夺而乱阵，“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造成了“柿园之败”。明军是役损失将校70馀人及步骑数千。传庭败归陕西，固守潼关。
柿园之役
十五年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之时，崇祯从监狱中提取老将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
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李自成解围开封，擒杀汪乔年，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
民军击败汪乔年后，又恢复了对开封的包围，孙传庭在陕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崇祯就命令他出关救援开封，同时崇祯还他一道密令——处死贺人龙。
贺人龙是有名的长腿将军，崇祯十三年，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时，他从开县“噪归”陕西，以致张献忠突破重围，从容进入四川，一发不可收拾。
在项城战役和襄城战役中，他两次抛弃主帅逃跑，导致战事失败，两位督师被杀。
贺人龙与李自成、张献忠是老乡，都是陕西米脂人，崇祯怀疑他暗中通敌，因此密令孙传庭捕杀贺人龙。
十五年五月初一，孙传庭在西安召集众将开会，会上突然逮捕贺人龙，然后宣布崇祯旨意，将其斩首。
处决贺人龙后，孙传庭提拔其部下副总兵高杰接替贺人龙，高杰是李自成的死对头，他原本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私通李自成之妻，事发后拐带李自成之妻投降官军，成为官军的一名忠实鹰犬。
此时官军手中有三张王牌：一是陕西兵；二是湖广兵；三是保定兵。陕西兵的总督先后是傅宗龙、汪乔年和孙传庭，湖广兵的总督先后有丁启睿和侯恂，保定兵的总督是杨文岳。陕西兵的主将是贺人龙，湖广兵的主将是左良玉，保定兵的主将是虎大威。
此外官军还有孔贞会的四川兵、刘清泽的山东兵，朱大典的南京兵等，力量小而分散。
崇祯力求三股势力联合围剿民军，但是在民军的巨大压力下，三军主将尾大不掉，三军不能协调配合，反而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导致战事惨败。
项城战役中，傅宗龙率领的陕西兵和杨文岳率领的保定兵参战，因陕西兵主将贺人龙溃逃引发连锁反应，结果傅宗龙战死，汪乔年接任，杨文岳受到处分。
襄城战役中，汪乔年率领的陕西兵解救左良玉的湖广兵，没想到湖广兵解围后不配合作战，这个不义之举导致陕西兵溃逃，结果是汪乔年战死，孙传庭接任。
朱仙镇战役中，丁启睿的湖广兵和杨文岳的保定兵共解开封之围，因左良玉溃逃而失败，结果是丁启睿被投入监狱，侯恂接任，杨文岳再次受到处分。
三个方面军两两组合，均遭失败。朱仙镇战役后，杨文岳逃到汝宁疗伤，左良玉逃到襄阳喘气，孙传庭则在陕西闭门休息。三军都己伤痕累累，无力再组织救援开封，只能在躲在远处观望。
无怪乎侯恂会说出放弃中原，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话，然而崇祯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再次将他投入监狱。
孙传庭在陕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小有积蓄，崇祯不断催促孙传庭进军，孙传庭于十月份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
官军一路上偃旗息鼓，潜行于山中，偷偷接近民军，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民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民军，诱敌深入。
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民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民军卒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
孙传庭不愧为名将，在力不如人的时候，以智取胜，官军取得了久违有胜利，然而由于此时天降大雨，官军又饿又冷，没能继续扩大战果。
民军虽初战失利，但毕竟人多势众，在官军打扫战利品之际，民军主力杀了个回马枪，官军抵挡不住，兵败如山倒，孙传庭率残兵败将狂奔回陕西。
官军此战原为长途奔袭，试图以战养战，粮草供应不上，士兵们不得不采集没有成熟的青柿充饥，因此河南人将此战称为柿园之役。
郏县之战
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陕西官军实力有显着增长。
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的白广恩统领。
火车打仗时可以用来冲击骑兵，宿营时可以作为栅栏保证野战部队安全，行军时还可以作为后勤运输工具，对于长途行军打仗，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火车机动性差，在野战中往往容易吃亏，其防守和后勤的作要大于进攻的作用，在大规模的战事中自身难保，很可能会引发溃败，大规模发展火车，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
五月，崇祯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封他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
八月，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东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
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
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
由于民军放弃了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陕西官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战汝州，民军督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
李养纯的投降后向官军泄露秘密，给民军带来很大损失，他报告说：民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
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首先攻破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然后挥师唐县，将安置在那里的民军家属斩杀贻尽。
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后来民军逃入襄城，官军也尾随而至。
面对危局，一些民军将士产生的投降的念头。李自成说：“别担心，我杀藩王，焚烧皇陵，罪在不赦，不妨再次决一死战，如果不能取胜，你们再杀我投降也不晚。”
这时老天帮了民军的忙，大雨整整下了七天，城外露舍的官军苦不堪言，由于道路泥泞，官军的粮车难以移动，官军的后勤出现问题。
官军希望破郏县获取给养，但是郏县早己坐吃山空，破城后只得到一些骡马，很快就被士兵们分食殆尽。
这时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官军的粮道，为了麻痹官军，李自成用大牌写下战书，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牵拌官军。
士兵们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燥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回师迎粮，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
陈永福部下士兵看到陕西官军走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前军移，后军乱），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永福斩之不能止），官军队伍大乱，民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
官军逃到南阳才缓过神来，调头迎战民军，双方展开大战。
民军战阵共有五重，第一重是饥民，第二重是步兵，第三重是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第五重是家属。
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骑相持不下，鏖战中，白广恩部火车营招架不住，率先溃败。
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
民军倾巢而出，穷追不舍，一日一夜追杀四百馀里，官军死亡四万馀人，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
此役，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民军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扩大战果，乘势夺取关中，就像顺手牵羊一样简单。
十月，民军攻陷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崇祯怀疑孙传庭没有死，不予赠荫。
民军长驱直入，一路克捷，很快就包围了西安。
十一日，西安守将王根子打开城门投降，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等人自杀身亡。
占领陕西后，李自成兵分三路，追剿官军残馀势力，肃清陕北并收取西北固原、宁夏、甘肃三边军事重镇。
官军将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陈永福等人先后投降，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进攻，到崇祯十六年底，民军占领西北各重镇，把明朝二百多年来传统的军事基地变成了民军的大后方。
郏县战役和松锦大战一样，都是决定明朝命运的战略决战，在这两场战役中，明军并非没有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
崇祯年间史料记载旱情严重，有所谓小冰河期之说，然而孙传庭复出后指挥的两场决定明朝命运的决战（柿园之役和郏县之役）都因为遇到连阴雨而战败。
潼关失守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崇祯帝不从。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同时檄左良玉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九月，孙传庭在汝州（河南郏县）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直撵孟津，明军四万馀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
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同年十月，李自成攻破西安。孙夫人张氏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杀，年仅八岁的么子孙世宁被一老翁收养。《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人物大事记
主持陕西军务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力和粮饷。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馀项，后来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这里后，经过治理，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
为尽早彻底剿灭农民起义军，明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全面围剿方略（又称“十面埋伏”），并为完成此计划增兵12万，加派军饷银280万两。但是，孙传庭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因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况且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孙传庭料知他的计划不会被采纳，便着手清点私产，得银两4．8万，并招兵买马，自办围剿所需的人力及资财。
当明廷汇集各处上报的招兵募马的数额时，唯独孙传庭的奏疏未送到。素与孙传庭有隙的杨嗣昌于是乘机发难，抱怨朝廷的军法在陕西竟行不通。孙传庭对此上疏申辩道：“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之上，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目逾万，何当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洛之讯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洛，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洛，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则事者必非臣。”
擒杀高迎祥
闯王原本想到中原“海阔天空”一下，没想到被卢阎王紧追不舍，挨了一顿臭揍之后狼狈地逃入郧阳山中，在中原混不下去，高迎祥只得重回陕西发展，不久他就拉起队伍经兴安回到陕南山区。
高迎祥进入陕西以后，卢象升部官军齐集河南西部，堵住了高迎祥东出中原的路子，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消灭高迎祥的任务就落到了陕西官军的头上，具体来说是落到了陕西新任巡抚孙传庭的头上。
孙传庭是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等职，魏忠贤当道期间，孙传庭辞职回家，直到崇祯八年才复出，担任吏部封验司郎中、顺天府丞。
复出后的孙传庭对当前的剿匪局势十分关心，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澄清天下之志，被廷臣认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边才”。崇祯九年三月，朝廷罢免了懦弱无能的甘学阔，起用孙传庭接任陕西巡抚。
崇祯对孙传庭寄予厚望，临行前亲自召见了他，一番寒暄之后，孙传庭提出了兵饷不足的困难，请求皇上支持。
崇祯表示钱没有，政策倒是有一条。这个政策就是孙传庭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自行筹措经费，用以招兵买马，朝廷不加干涉。
经验证明，给政策往往比给钱更有用。政策是来钱的渠道，有了渠道，何愁没钱？当然，好政策也要有人去落实才行。
孙传庭到陕西以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以秦兵卫秦地，以秦地养秦兵”的理念，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经过治理，年收税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孙传庭以此招募训练了一只劲旅。
崇祯对此十分赞赏，下旨褒奖，并号召全国巡抚学习孙传庭好榜样，解决兵与饷两大难题。
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孙传庭在军事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上任不久，他就令副将罗尚文率明军进击商洛地的民军，诛杀了整齐王，解决了前任巡抚甘学阔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
高迎祥进入陕南后，洪承畴与孙传庭进行了工作分工，洪承畴重点对付陕北一带的李自成等部，孙传庭则重点对付高迎祥。
高迎祥部退入陕南山区之后，在荒山野岭无处觅食，人饥马乏。为摆脱困境，他决定走小路进攻西安，给官军来一个突然袭击。孙传庭对此早有预料，在闯王必经之路周至县黑水峪设置伏兵，准备以逸击劳。
崇祯九年七月中旬，高迎祥部果然出现在周至黑水峪，进入了孙传庭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四天的激战，此时天降大雨，高迎祥部已经连续多日断粮，人马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大战中渐渐招架不住，官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关键时刻，高迎祥部下干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叛变。混乱中，叛徒将高迎祥的部卒和坐骑拉走，高迎祥被官军包围无法脱身，只好脱下盔甲藏到草丛里，官军搜山将其活捉。
崇祯得知高迎祥被俘的消息兴奋不己，命令将高迎祥押往北京举行献俘仪式，仪式之后高迎祥被凌迟处死。
俘杀高迎祥之后，孙传庭又乘胜在渭南和咸阳北原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时声誉鹊起，威名甚至盖过了总督洪承畴。
高迎祥的败亡对民军起到了震摄的作用，两位著名的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向明朝投降。不久蝎子块复叛，被孙传庭安插的武大定杀死。
高迎祥是民军中实力最强的，蝎子块则是民军中人数最多的，这两人都死于孙传庭之手，这对民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镇压陕西义军
孙传庭折衷了兵部“堵截正面，固守商洛”的议定，派重兵扼守商洛一带的战略要地。当大天王率领的起义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
镇压河南义军
此时，只有河南起义军对明廷仍具威胁。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即“革左五营”）联营广达数十里，待机进逼潼关。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起义军主力都在河南，于是率部而东，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起义军窘境日甚，不得已向熊文灿请求受降。
但自以“主剿”着称的孙传庭未采纳熊文灿的劝阻，执意要进攻起义军，最终接到杨嗣昌的手书才停止进攻。起义军虽受诏归降，但并未解除武装，而是移兵易阵，伺机进袭商洛一带。孙传庭令部将王文清等率部数战起义军，起义军馀部波迫转移内乡、淅川。
死守潼关
孙传庭败回陕西后，决心死守潼关，以扼京城之上游要地。当时明军因在郏县之战中损失惨重，补充了许多新兵。根据这种情况，孙传庭制定了不宜速战，开垦屯田，修缮兵器，储存粮食的战略方针。为对付李自成强大的骑兵，增强明军的火力和防护能力，孙传庭特地赶制了三万辆载有火炮的“火车”，这种“火车”行进时可抵御骑兵的冲击，驻扎时则可环阵拱卫。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明廷授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加督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七省军务，令其迅速兵出潼关。此时，李自成已相继歼灭了明军数支主力，久经战阵，兵强马壮。孙传庭深知与如此强大的对手交战必是凶多吉少，不由得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表示了宁死疆场的决心。八月十日，孙传庭师出潼关，最初在汝州、灵宝、唐县（今河南泌阳）、郏县连胜起义军，但襄城一战遭到惨败，他逃回陕西。
起义军缴获了孙传庭的帅旗，士气大振，一鼓作气，乘胜攻破潼关。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策马大呼，战死阵中。但是孙传庭的尸体一直未找到，以至后来崇祯帝对其下落产生了怀疑，始终未追封加谥于他。孙传庭之死，对李自成的起义军来说，关中唾手可得。同时，明廷再也没有可以同李自成相抗衡的悍将劲旅了。
传庭死而明亡
孙传庭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败身亡的25年间，他由永城知县，逐步升至兵部尚书，统领七省军务，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镇压活动，深得明廷赏识。不论是在“四正六隅”的联合围剿中，还是在“汛守要隘”的单独行动中，他都以其独有的狡黠、多谋、果断，使农民起义军多次处境艰险，成为明廷手中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故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
人物着作
传庭着有《白谷集》六卷，《鉴劳录》一卷，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雁门尚书行》于柿园一役后，明末复社诗人吴伟业为孙传庭的阵亡，写了一首哀歌《雁门尚书行》，对这位出生于雁门的(即代州)的兵部尚书叱咤风云的一生称颂备至：“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盼顾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风云生。”用昔日的光辉，来衬托悲剧的下场：
急传使者上都来，夜半星侈马流汗.
复辙宁堪似往年，催军还用松山箭.
尚书得诏初呻吟，撅起长刀忽长叹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来得失由谁算？
催军还用松山箭，云云，是指皇帝催促洪承畴冒险出击导致松山惨败的前车之鉴，不料重蹈复辙。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对于孙传庭的死，是感慨系之的。有人故地重游，在潼关品凭吊英魂写下了不少千古名句。
孙传庭墓
孙传庭墓址代县阳明堡镇下花庄村东，北屏青山南面绿水，占地7000平米，冢高4米周长约22米。四周红墙环绕，遍植苍松翠柏，有响堂，墓碑等，砖墁甬路修严，旁列石人、石马、石猪、石羊，前建牌坊。
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皇上亲自赐剑，孙传庭以兵部尚书及督师衔出征，与李自成义军作战，天陕西潼关兵败生亡，家人葬其衣冠与其妻妾遗体于此，墓毁“文革”现存清刑部员外郎冯去骧撰《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镌刻于6块石板之上，共6000馀字，详载其生平事迹。
孙传庭墓志是在“文革”期间，孙墓被挖掘出土的。志板石六块，共六千馀字。从内容上说，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孙传庭祖辈的情况及孙传庭之成长入仕；第二部分是孙参与军旅带兵抗击闯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入侵的清军，直至与农民军战死于潼关；第三部分是总述孙的功绩及社会上对孙的褒贬议论。明孙传庭墓志概要。
墓志概要
简述
孙传庭墓志是在“文革”期间，孙墓被挖掘出土的。志板石六块，共六千馀字。从内容上说，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孙传庭祖辈的情况及孙传庭之成长入仕；第二部分是孙参与军旅带兵抗击闯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入侵的清军，直至与农民军战死于潼关；第三部分是总述孙的功绩及社会上对孙的褒贬议论。
详情
志石字迹多有不清，限于水平，难以核对翔实。兹略去一、三部分，就第二部分的军事活动原文摘录如下：
崇祯十有六年十月之初六“逆贼”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孙公死亡，越五日遂陷西安，孙公配张淑人率其妾若女尽室殉。又二年，公空嗣世瑞归张淑人之蜕于秦，而复公以衣冠卜于十有一月之二十六襄。
孙传庭字伯雅别号白谷，代之振武人也。
明万历戍午进士，曾任河南永城令、商丘令。天启已丑擢任吏部主事，旋擢稽勋郎。时逆×魏忠贤将起缙绅之祸，公念独子奉孀母，时下一儿仅周岁，此身未敢蹈不测博名高也。于是，请假归，归而大治第宅，辟园圃穿溪叠石、种松、栽荷、朱楼画舫，花晨月夕，公偕张淑人奉太淑人板舆游晏。
次晨，则招宾客酌酒、选奕、赋诗谈笑，箫鼓之声无虚日，间或闭户危坐焚香读书。里中问奇之士从公受学者七八人，公时进而与之谈性命、经济暨举子业。公于斯时怡然自得若将终身焉。
端皇御极大憝伏诛官方清矣，然东鄙用兵迄无胜算，而流“寇”之祸渐蔓数省。公始慷慨谈兵略，有澄清天下志。公之门生冯生容乘间进言曰，先生岂有意天下事乎？愿先生勿以天下事为意也，天下事殆不可为。公喟然曰，是何言也！孰为为之而遽曰不可不可乎？为之自吾始，济不济命也。
即家起，公司封郎时，中外咸棘，求人孔殷，官华要者，边才如阱罟。化谈论风生雄姿英发，毅然不少怀忌铨枢叙。公里居时缮垣犒士定乱全城诸功，不待历首曾掌选，事以边才超拜顺天府丞，备督扶选，是时，德州掌吏部贵居甚，公抗不为下意甚衔之属秦扶告阙，遂亟用公，期勉慰籍如家人。公面奏往事，秦兵缩边镇，而秦扶臣治其腹，诚不烦置兵，今“贼”反在内，臣恐不能以徒手扑强“贼”。上频×曰，措兵难，措饷更难无以乏。
是时“寇”渠之最强者，无如高迎祥，其最众者无如拓养坤。所谓闯王蝎子块者是也。公标营甫成军，而高迎祥自汉中取黑水峪出犯西安。公心策“贼”之来远矣，路险阻而雨滂沱，人马心具惫，迎战于山扼之，俾无得出，“贼”可推擒也。率孤标渡渭先进逆击，大败之。总督洪公闻公破“贼”，遂率大兵以是夜驰至明日复进战，生擒高迎祥于阵，俘献阙下，上大悦，为之告庙行赏如旧典焉。期时养坤在凤翔闻迎祥已就缚震惧乞抚，而中迟回未即决。
公驰至凤翔，闻其副“贼”张文耀弃拓来牛，待之厚，养坤遂解散群“贼”，以亲党百馀人如西安叩辕就抚后，逾年复叛去。公剿功必不成，辞于上曰，臣自有屯课至一栽以法标营之需，渠许忠、刘世杰辈动其课处综核各郡帑积馀尽，发抚属赎锾行檄×，司括卫兵，备守望至求三百人不可得。公于番募兵于夷调选边镇各道将亲兵，由万六千馀顷地归豪右，而这遂虚籍至此乎，吾及额公疏独不至，武陵恚益甚。
上章自使臣如各抚哀，郡邑民兵籍而上之，遂谓大恶其已害，百计挠阻之，公持益坚，乞就理马购马期为县官劾实用尚未有就绪，故弗报。然有夺米麦二成馀石，疏上，端皇大嘉悦，褒奖信而不能追讨则治臣罪，以伸部法。
如剿功焉，条上方略，洪公以秦督兼务如故，而用考者必非臣，请存臣疏为验。已而，剿限既逾，“贼”隅面，刻期合剿，计兵十二万，十分为卒马三之，而公所募之兵与马先后至，自练自将得胜兵合之后，期以百日歼贼无遗。否则按信守行，不烦县官一钱也。兵既成，会大“寇”之在秦者独往从事，公移书力争之。
谓多而不用精，非徒无益步兵屡经溃蹶，且民力竭矣，恐不堪重困。今但选关宁精锐马兵八千人，属仆及督理分时之同心殚力，惟“贼”是求。不数月“贼”可尽，焉用尔尔，矧尔尔必不尽也，书凡数千言，颇切宜，武陵得之大忿恚，初部议秦抚当一正面，议兵万人，给饷二十万有奇，以商洛一带为信守，公上疏曰，臣自有屯课足瞻兵，无需饷也。武陵益衔之。
而公复于课外综核各郡帑积馀发抚属赎锾，得银四万八千馀两，属副将郑家栋、王根子于番募兵，于第复调选取边镇各道貌岸然将亲兵自办一灭“贼”，具不用部议会，各怃咸疏报募兵而及额，公疏独不至，武陵恚益甚，上章自劾谓军法独不行于公，请褫其职以息上怒，公疏曰，使臣如各抚聚郡邑民后籍而上之，遂谓及额，则前报屯军九千馀已及额矣。今臣募兵购马期，为县官劾实用尚未就绪，故弗报。然商洛之信，百日之限，臣俱不敢委，有如“贼”入，臣信而不能追讨，则治臣罪，以伸部法。
如剿劾以限成，臣不敢应，万一剿限既逾，“贼”至，公信也者具如公疏。而公所募之兵与马先后至，自练自将得胜兵六千人，骑四而步二，自募购兵马，月饷俱不烦县官一钱也，兵既成，会大寇之在秦者独闯将与洪公相持。西极馀如过天星混天星等数十部合股犯泾阳三原诣内地众数十万人，公将兵击之于杨家岑黄龙山大破之，俘斩二千馀，降散近万人，“贼”引而北犯延安。
公恚念延安，地贫而荒，“贼”众多必不能旬馀留。而澄叩之西，山水之东，中间三数百里无为烟水草，可以毙“贼”。仅留亲兵五百人自卫，馀兵发三四百里外，夺“贼”所必走之途而轻重布之。不数日侦“贼”具南返。公大张旗帜呜鼓角往迎，“贼”闻风引避疾趋而西，一日夜行三百馀里。
“贼”至田庄遇公伏败之，复走宝鸡栈道再中伏大败之，折而走澄州关山道，又为公伏兵所败。“贼”计无复之旦，心服公用兵如神；遂尽解甲降，无一脱遁去者。闯将亦以势孤失援，为洪公歼儿尽，以二十馀骑由秦岑之南遁入豫秦，“贼”遂平。
捷闻端皇，大嘉悦。诏公部御公光以擒闯清屯功，再奉旨加级，及今凡三晋秩，而一佥都御史三年如旧，武陵故也。时总理集所剿之豫“寇”曾掺混老×之辈凡十三股，聚而屯、函之间，联营数十里，总理尾其后，招之使降，“贼”亦佯与之应，要挟过当，公投袂而起曰：天下之寇尽在此矣，我出而击其西，总理击其东，“贼”不降则灭矣。此“贼”灭，则天下遂无一“贼”献，“贼”虽狙伏，诚不敢独反也。提部兵出潼关，击“贼”于河南之××山中，大败之。
贯其营而东，复自杀而西，莫敢当者，“贼”大震惧，以总理手谕驰上公，旦日且暮即就降，公曰尔曹姑就总理沟抚，而日攻屠堡寨不已，殆伪也。降即解甲来不烦辞说，说即非降也。兵且复进矣。明日公环甲胄督兵往击之，行不数里，得数里，得总理传敕右为饬谕有司者，谓吾抚功已就，毋妒吾功而害其成，纵部下相残杀。
公不得已，怏怏返旃，“贼”迄不能抚，移窥商洛，公从关内发兵御“贼”过，且欲徼幸以就抚功而独居之，故为“贼”所怡误而遁去，驯致后难云，时公威名震中外，休兵长安。
洪公亦以秦“寇”平，议将出关，与总理从事豫楚间，适清兵入墙于路，杀蓟督何衡，武陵于各抚无所居，独亟如公将千骑勤王，且口语公后曰，吾急尔主人来不及兵也，公疾行至呜谦，得武陵手收，谓清兵已南下真保，即以迎头一战责公矣。公再调留秦馀兵，而独以千骑先进次获鹿，清兵已环真定而营，公乘夜趋入郡城，明日清兵引解去，适公佐枢之命下，北上次保定，复有后命，令公以枢二协剿毋入都。
时高阳、庆都两报虚捷，武陵即与叙赏，且亟趣督师卢公决一战。公密秦端皇曰，清兵不可敌，我兵决不能战，人无旨为陛下言，凡言战者，非愚即欺，若逼令一决，哗与溃且立见，疏方人，而卢公溃殁之报至。公收兵而南至枣强，得总监手书，谓清兵已趋济南，但得一人付，以清源重任易吾，战兵行即往救。公以半日夜趋入清源，代总监守其城，而总监竞弗往也，其所遣之将领又逗留不即进，济南失守。
是日公闻督师令，遂具这密疏纠举。自是总监与公亦水火。公受事谢恩疏又言，年末疆事决裂，总由关着数差谬，事竣之后臣面请圣明决定大计着数，一定办此不难。武陵得揭大诧恨，谓公将倾之，而夺其任，日夜谋杀公矣。
公受事于败军际，收合馀烬勉支强，武陵又屡伏杀机以难公，一则曰速靖二东，再则曰遮障陵京，复令公以督师兼保督，任郡邑失守责，公心血为枯，竟无愤误。及清兵返至蓟州，既令兵抄前待战，又令公兼顾关门，比清兵以××作十日留此自驱后者责，而武陵又谓公徒抄处置守株。已而，清兵东走冷口，扼险力战，遂折而西走中协。公复遣兵战之于太平寨，清兵由青山口出。则洪公陈公分信也。而武陵犹谓公胡不趋救中协云。
先是武陵以失事，惧不测及，清兵未出口，即主内备之议，加练饷五百馀万，募卒选骑，以尉再举，公再移书武陵曰，事势异宜，兵形有变，是与剿“寇”大不相同，宜用火器、用步兵、用土着精器械、训士卒、凭险自保，饷既省而军法易行，反复数千言，辩甚悉。武陵益大恚惧。公说闻于上则无以解前罪，而结后眷，谋杀公益亟。适绵竹以首辅出，督察诸军误，纠总兵刘先祚而旋敕之，上大怒褫其职，需侯命，皇惧不知所为。
武陵韩城咸援意曰，速秘督师可以自解。人遂奉部院勘不得与议，公惧，公移私揭，再一力争曰，是兵必不可留，留则“寇”势蔓延，而究无益于过，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积皆秦，日以杀“贼”为利，必不能留。久在边非哗则逃，兵至哗且逃，则不复为吾用而为“贼”用，后欲制“贼”何所取补，是驱兵从“贼”也，天下安危其机如此，武陵复省也。公侯议，通州不胜，其愤而耳疾作矣，武陵谋所以文致公而不得其端，闻公且病，废意稍解，趣公之保督任。
公复具疏请陛见，武陵大惊，怒斥公，撤疏返通改而上之。公至保定，念武陵方在事，已必不能有为，引前病骸骨，而武陵即以欺上，议革职仍属巡按御中查其真伪。比杨御史真病之疏上，公遂与御史并逮问，是时，武陵具密，揭引唐太宗斩卢祖尚事，劝上亟杀公，端皇虽为陵所动，而心惜公才，仅长系云适韩城××黄县滑台相次居，政府皆备，郗于公而扼其出。虽赖端皇圣明不至有他。然公在请室且二年馀。
兵散而“寇”横，一一为公议。武陵出剿经年，寇势愈炽，福襄二藩相续告陷，武陵边师范韩城，亦以受贿而伏法。宜兴耳入相初，政多引用东林正人居卿佐，冯生亦间行入都，日夜走谒诸卿佐，陈天下事非公不可状，因以其论于宜兴。宜兴善之，自是公论大明，竟回端皇之怒以佐枢命，召公于圜扉，然而晚矣。
上亲御文华殿问公后以安天下者，公为抵掌指陈，上嘉予叹息者再四，燕劳赏×甚渥，遣公将禁旅往援汴。公至汴，而禁旅脆弱不可用抚×叹曰我思用不着秦人，秦帅贺人龙降“贼”也，兵最强而心不为国家用。秦督傅公宗龙，汪公乔军先后将入豫，皆陷二公于阵，而自行剽掠返长安，于是，改公督秦军，端皇密谕枢部属，公急诛人龙，公令总兵郑嘉栋，牛成虎呼人龙入见，数其罪而斩之，所属万馀人无敢哗者，公抚而用之。自是兵威遂振，朝议督公亟入豫，公曰，兵未训练安可用也，弗听。
李自成入城下令悬重赏亟募主公害公者不得隐匿。公尸遂不知其处。……继配张淑人于西安闻潼前陷，即仰天呼曰吾夫于是矣，吾决不独生，“寇”且至，降将张文权感公恩，愿以死保淑人间道归晋，左右劝从之，淑人持不可为，吾知死而已，不知其他也。
比城陷率二妾二女赴井死，独抚次子世宁属乳媪曰，长儿或有病，若幸保此为之副，然后跃人井。……逾一年长子世瑞为闯王执入秦，因得出淑人于井，招公合窆于秦。世宁匿于西安杨氏家，世瑞求之归娶。顺治二年（1645年）长子世瑞移先母冯淑人与公衣冠合葬于代。
史料记载
孙传庭，字百雅，代州振武卫人。自父以上，四世举于乡。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授永城知县，以才调商丘。天启初，擢吏部验封主事，屡迁稽勋郎中，请告归。家居久不出。
崇祯八年秋，始迁验封郎中，超迁顺天府丞。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贼，秦之士大夫哗于朝，乃推边才用传庭，以九年三月受代。传庭莅秦，严征发期会，一从军兴法。秦人爱之不如总督洪承畴，然其才自足办贼。贼首整齐王据商、雒，诸将不敢攻，檄副将罗尚文击斩之。
当是时，贼乱关中，有名字者以十数，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块者也。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录功，增秩一等。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明时，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已而养坤叛去，谕其下追斩之。
击贼惠登相于泾阳、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贼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关，复合河南兵夹击之，先后斩首千馀级。进忠等复扰商、雒、蓝田，叛卒与之合，将犯西安。遣左光先、曹变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条龙，招还胁从。募健儿击馀贼，斩圣世王、瓦背、一翅飞，降镇天王、上山虎，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
关南稍靖。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贼走入山谷，传庭追之凤翔。他贼出栈道，谋越关犯河南，还军击，贼走伏斜谷，复大败之，降其馀众。西安四卫，旧有屯军二万四千，田二万馀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传庭厘得军万一千有奇，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馀两，米麦万三千五百馀石。帝大喜，增秩，赉银币。
会杨嗣昌入为本兵，条上方略。洪承畴以秦督兼剿务，而用广抚熊文灿为总理。分四正六隅，马三步七，计兵十二万，加派至二百八十万，期百日平贼。传庭移书争之，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累数千言，嗣昌大忤。部议，秦抚当一正面，募土著万人，给饷银二十三万，以商、雒等处为汛守。传庭知其不可用也，乃核帑藏，蠲赎锾，得银四万八千，市马募兵，自办灭贼具，不用部议。
会诸抚报募兵及额，传庭疏独不至。嗣昌言军法不行于秦，自请白衣领职，以激帝怒。传庭奏曰：“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雒，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嗣昌无以难，然衔之弥甚。传庭两奉诏进秩，当加部衔，嗣昌抑弗奏。十一年春，贼破汉阴、石泉，则坐传庭失援，削其所加秩。
传庭出扼商、雒。大天王等犯庆阳、宝鸡，还军战合水，破走之，获其二子，追击之延安。过天星、混天星等从徽、秦趋凤翔，逼澄城。传庭分兵五道击之杨家岭、黄龙山，大破之，斩首二千馀级。大天王知二子不杀，遂降。贼引而北，犯延安。传庭策鄜州西、合水东三四百里，荒山邃谷，贼入当自毙，乃率标兵中部遏其东，檄变蛟、庆阳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间。贼饥，出掠食，则大张旗帜，鸣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驰二百五十里。
贼大惊，西奔，至职田庄，遇伏而败；复走宝鸡，取栈道，再中伏大败；折而走陇州关山道，又为伏兵所挫。三败，贼死者无算，过天星、混天星并降。又逐贼邠、宁间，陷阵，获其渠。河南贼马进忠、马光玉驱宛、洛之众，箕张而西。传庭击之，贼还走。又设伏于潼关原，变蛟逐贼入伏。而闯王李自成者，为洪承畴所逐，尽亡其卒，以十八骑溃围遁。关中群盗悉平，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捷闻，大喜，先叙澄城之捷，命加传庭部衔。嗣昌仍格不奏。
当是时，总理熊文灿主抚。湖广贼张献忠已降，惟河南贼如故。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窥潼关，联营数十里。传庭计曰：“天下大寇尽在此矣。我出击其西，总理击其东，贼不降则灭。此贼平，天下无贼矣。献忠即狙伏，无能为也。”乃遂引兵东，大败贼阌乡、灵宝山间，贯其营而东，复自东以西。
贼窘甚，以文灿招降手谕上，言旦夕且降。传庭曰：“尔曹日就熊公言抚，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伪也。降即解甲来，有说即非真降，吾明日进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灿檄于途中曰：“毋妒吾抚功。”又进，得本兵嗣昌手书，亦云。传庭怏怏撤兵还。然贼迄不就抚，移瞰商、雒。文灿悔，期传庭夹击。属吏王文清等三战三败之，贼奔内乡、淅川而去。传庭既屡建大功，其将校数奉旨优叙，嗣昌务抑之不为奏。传庭恳请上其籍于部，嗣昌曰：“需之。”
十月，京师戒严，召传庭及承畴入卫，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总督卢象升督诸镇援军，赐剑。当是时，传庭提兵抵近郊，与嗣昌不协，又与中官高起潜忤，降旨切责，不得朝京师。承畴至，郊劳，且命陛见，传庭不能无觖望。无何，嗣昌用承畴以为蓟督，欲尽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蓟、辽。
传庭曰：“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秦军妻子俱在秦，兵日杀贼以为利，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吾用，必为贼用，是驱民使从贼也。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
传庭初受命，疏言：“年来疆事决裂，由计画差谬。事竣，当面请决大计。”明时，帝移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既解严，疏请陛见。嗣昌大惊，谓传庭将倾之，斥来役赍疏还之传庭。传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非真聋，帝遂发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俊核真伪，一俊奏言：“真聋，非托疾。”并下一俊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为言。在狱三年，文灿、嗣昌相继败。而是时，闯王李自成者，已攻破河南矣，犯开封，执宗龙，杀唐王，兵散而贼益横。帝思传庭言，朝士荐者益众。
十五年正月，起传庭兵部右侍郎，亲御文华殿问剿贼安民之策，传庭侃侃言。帝嗟叹久之，燕劳赏赉甚渥，命将禁旅援开封。开封围已解，贼杀陕督汪乔年，帝即命传庭往代。大集诸将于关中，缚援剿总兵贺人龙，坐之麾下，数而斩之。谓其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出柙也；又谓其遇敌先溃，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诸将莫不洒然动色者。
传庭既已诛杀人龙，威詟三边，日夜治军为平贼计，而贼遂已再围开封。诏御史苏京监延、宁、甘、固军，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传庭不得已出师，以九月抵潼关。大雨连旬，自成决马家口河灌开封。开封已陷，传庭趋南阳，自成西行逆秦师。传庭设三复以待贼：牛成虎将前军，左勷将左，郑嘉栋将右，高杰将中军。成虎阳北以诱贼，贼奔入伏中，成虎还兵而斗，高杰、董学礼突起翼之，左勷、郑嘉栋左右横击之。
贼溃东走，斩首千馀。追三十里，及之郏县之冢头，贼弃甲仗军资于道，秦兵趋利。贼觇我军嚣，反兵乘之，左勷、萧慎鼎之师溃，诸军皆溃。副将孙枝秀跃马以追贼，击杀数十骑，贼兵围之，驰突不得出，马蹶被执，植立不挠。以刃临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孙副将也。
”遂杀之。参将黑尚仁亦被执不屈而见杀，复军数千，材官小将之殁者，张渼奎、李栖凤、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贼倍获其所丧马。传庭走巩，由孟入关，执斩慎鼎；罚勷马以二千，以勷父光先故，贷勷。是役也，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豫人所谓“柿园之役”也。
传庭既已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炮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督工苛急，夜以继日，秦民不能堪。而关中频岁饥，驻大军饷乏，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用法严，不乐其在秦。
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明时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剑。趣战益急。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顷之，不得已遂再议出师。总兵牛成虎将前锋，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檄左良玉赴汝宁夹击。
当是时，自成已据有河南、湖北十馀郡，自号新顺王，设官置戍，营襄阳而居之。将由内、淅窥商、雒，尽发荆、襄兵会于氾水、荥泽，伐竹结筏，人佩三葫芦，将谋渡河。传庭分兵防御。八月十日，传庭出师潼关，次于阌乡。二十一日，师次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进剿。九月八日，师次汝州，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养纯言贼虚实：诸贼老营在唐县，伪将吏屯宝丰，自成精锐尽聚于襄城。遂破贼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
遂捣唐县，破之，杀家口殆尽，贼满营哭。转战至郏县，遂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斫贼坐纛，尾自成几获。贼奔襄城，大军遂进逼襄城。贼惧谋降，自成曰：“无畏！我杀王焚陵，罪大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也。”而大军时皆露宿与贼持，久雨道泞，粮车不能前。士饥，攻郏破之，获马骡啖之立尽。雨七日夜不止，后军哗于汝州。
贼大至，流言四起。不得已还军迎粮，留陈永福为后拒。前军既移，后军乱，永福斩之不能止。贼追及之南阳，官军还战。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战破其三重。贼骁骑殊死斗，我师阵稍动，广恩军将火车者呼曰：“师败矣！”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马挂于衡不得前，贼之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白棓遮击，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蹑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馀，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
传庭单骑渡垣曲，由阌乡济。贼获督师坐纛，乘胜破潼关，大败官军。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殁于阵，广恩降贼。传庭尸竟不可得。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
初，传庭之出师也，自分必死，顾语继妻张夫人曰：“尔若何？”夫人曰：“丈夫报国耳，毋忧我。”及西安破，张率二女三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世宁亟避贼去之。儿逾墙堕民舍中，一老翁收养之。长子世瑞闻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尸井中，面如生。翁归其弟世宁，相扶携还。道路见者，知与不知皆泣下。传庭死时，年五十有一矣。传庭再出师皆以雨败也。或言传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赠廕。传庭死而明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