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季羡林之子-中文百科频道

人物经历

1935年出生于济南，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

1952年季承到北京来到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

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翻译。

1957年后，季承工作转行做了科研管理工作。

1995年，以科研处处长的身份退休。

1984—1995年年间，季承干过10年的公司，主要工作是和平利用原子能。

1995年起，一直在李政道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工作。

婚姻家庭

父母

季承的父亲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母亲彭德华，济南人，比季羡林大四岁，只念过小学。1929年与季羡林结婚。在季羡林眼中，彭德华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季承的祖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季羡林维持了这段包办婚姻，以及表面的安乐与祥和。彭德华于1994年去世。陷入悲痛的季羡林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妻子

季承1959年与第一位妻子结婚。

2004年，季承和原来的妻子离婚。

2004年季承与曾经照顾季老，小自己将近40岁的保姆马晓琴结婚。

子女

季承的长子与女儿都在美国，儿子是一个工程师，有一儿一女。

女儿是做文秘工作，有两个女儿。他们会偶尔回国来看看他们。

2008年7月，季承的第二任妻子为他生下第二子。

人物事件

父子关系

作为“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自小却很少得到父亲的教诲，父子关系一向冷淡，并曾被父亲“赶出家门”。当他质疑季羡林书画捐赠的合法性时，被认为是觊觎继承财产。季承面对外界时，常用“季先生”来称呼父亲。这不仅是表面的疏离，也是内心情感上的疙瘩。季承承认，虽然父子关系“表面上很好”，但的确存在“不和谐”的地方。一方面是由于从小长时间的分离造成的陌生感，另一方面，也与父母在那个时代下不理想的婚姻有关。

季承与父亲首次见面是在1946年，那年他刚11岁，季承从广播电台里知道父亲要回国了。他出生不到3个月，父亲就去了德国留学。11年来，他和母亲以及祖母，只知道季羡林留学德国，杳无音信，身处“二战”的中心，生死不明。过去只在照片上看到的父亲，如今一下子来到面前。这对11岁的季承来说，有点不适应，他对留洋归来的季羡林“很陌生”。父亲给他和姐姐带了礼物，每个人一支钢笔，当时这还是稀罕物件，叫“金笔”，他感到“很新鲜”。季承还没来得及与父亲熟悉起来，季羡林就回北京到北大教书了，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济南的家。

1952年季承到北京来到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念书后，与父亲的见面机会才多了一些。但是，17岁的季承并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住校。在这个内心萌动的年龄，他内心的想法和情感，不太会对父亲说。季羡林也疏于对季承进行指导和关心。工作后，父子俩的单位同在中关村，虽然见面多了起来，但这并没让季承和父亲变得有所亲近。“与父亲熟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季承说。

1962年，母亲和祖母搬到了北京。在季承的记忆中，这一段时期是他的家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经常相聚，其乐融融。他在这一年和第二年，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不幸的是，“文革”中季羡林被批斗关进了“牛棚”。季承不敢去见面，父子关系又一度有了疏离感。

1995年，父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并最终决裂。外界传言，是由于他和保姆关系暧昧，为季老所不容。季承解释是，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与保姆的关系。季承表示，从1995年起，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不来往，冷静下来后，父子都有愿望解决分歧。在2002年季老住进301医院前，他想见季老很方便。在2002年后，他再想见季老时，确实受到了“某些人”的阻挠。但是，季承不想具体说出其中的原委。

在舆论看来，季承成了悲剧性人物，因受阻挠，13年未能见到父亲。北大也因此成为网络舆论的众矢之的。但在季承看来，所谓“13年父子未见”，没有媒体说的那么夸张。季承说，在这件事上，阻挠他们父子相见的只是“某些人”。这些人可能和北大有一定关系，但并不能代表北大。只能说，北大有一定责任。“总的来说，北大对季老照顾得很好啦。”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季老委托北大将季承拒之门外。北大相关人士称，季老无论是住院前还是住院后，对见谁不见谁都有着绝对的自主权。至于13年父子未见另有隐情，2003年3月，季羡林曾亲笔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去信称不愿意见季承。信中称:“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季承手里有这封信的复印件。但季承认为他们的工作应该是做撮合，而不是这样简单地把信给他就不管了。而且，季承并不相信这是季老的真实意思。“这封信是怎么写出来的，又有故事。”季承说。

对于外界质疑“季承的动力是想要回季老的财产”。季承的回应是:“不能叫做动力，本来的意图是，季先生的捐赠是不合法的，因此，捐赠是无效的。我们，包括我的子女都认为，这些财产都是季家的。捐赠，我们也不反对，但是要合理合法。即便我们把财产要回来，今后如何处置这些财产，有一个方向仍然是捐赠。”

2008年11月7日，73岁的季承，到北京301医院看望98岁的父亲季羡林老先生。13年无法见面的一对白发父子，久别重逢,喜极而泣。

在301医院的病房里，一见到父亲，季承就跪了下来，泪水湿襟。父子间隔13年，一对都到了耄耋之年的父子终于再次相认、相见，令人唏嘘。季承说，见到父亲后，过往的事端历历涌上心头，父子之间的矛盾，也被相见的欢乐消融了。

遗产风波

2010年8月，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季承在博客上撰文《就设立季羡林奖金一事致北大领导人的一封信》。文章提出了对季老遗产的处理方案。

2009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去世后，财产纷争风波乍起。季老独子季承、“关门弟子”钱文忠，季老前秘书李玉洁、李氏干女儿王如纷纷登场，为其财产去向争执不休。去年年底，此事更是因季老故居被盗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警方当时为案件定性也煞费心思——到底是盗窃还是遗产争夺？

时隔一年多，因着《我和父亲季羡林》而备受争议的季承再次将那场未了的风波摆上台面，引起关注。

季承在文中提出了关于建立季羡林奖金的初步设想，并希望这个设想可以“佐证”他追讨在北大保管的季先生文物的意图——“我们不是为了钱，是为社会做贡献。”

季承对这一奖学金的设想只是初步想法，存有不少未知数。就连该奖金基金数额也被设定为“X亿元”。此前，对于季老身后财产总额一直没有明确统计。

至于基金来源，季承说，以季羡林遗留的文物、个人和有关机构的捐献为主。其中，前者数额至少为一亿元人民币，至于拿出多少放在基金里，则由季羡林遗产继承人协商确定。

季承计划，该奖学金每年奖金数额在300万~500万元。每个单项奖金数额为30万~50万元，每年共10项，平均分布在国内外东方学、中国国学、历史语言学、翻译作品、散文杂文等五个领域。

基金管理则由北京大学、季羡林国学院、临清市人民政府、季羡林遗产继承人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原则是前三个单位每年轮流主持”。“基金交由可靠运作单位运作，保证基金安全及稳定的收益。”

尽管基金来源尚未确定，季承已经想好了具体评奖的流程和标准，并提出一个实现期限——“我希望这一设想，能够在季羡林先生诞生100周年时，即2011年8月2日实现。”

与方案同时置于网上的还有一封《就设立季羡林奖金致北京大学领导人的公开信》。季承在信中表态：“季先生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至今你们仍不归还他的文物。”季承在博客中再三督促北大。“这是处理我父亲季羡林先生遗产的一个方案。为了实现这个方案，希望北大能将季先生委托其保管的文物尽快交还。为此事，我已经交涉了很长时间，但直到现在，北大领导人没有给过任何答复。”

季羡林的大部分东西，目前都由北京大学保管。“北大之前曾经向我和我父亲表示，只要他明确提出应该交还的，都会交还。”但交涉一年来，事情并无实质进展。而关于继承人的问题，季承也曾明确表示：“继承人不是我自己，还有我姐姐的儿子，这个无需回避。”

此前，季承曾公开表示，父亲的遗产全归他所有。李玉洁则称，季老立遗嘱表明财产都捐给北大。

正式立案

2012年8月8日，季羡林之子季承与北大方面就季羡林遗产产生的纠纷终于进入诉讼程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就季承起诉北京大学一案正式立案，季承在起诉书中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2009年1月13日被告清点保管季羡林文物、字画577件”。

法院审理

2016年8月16日因对季羡林先生生前保存的古经字画等物是否应由北京大学占有存在争议，季羡林之子季承将北京大学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季羡林文物、字画等共计649件。北京一中院判决驳回原告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季羡林先生与北大的《捐赠协议》有效，且属于公益捐赠。即使季羡林本人也不能撤销，所以驳回季承所有诉讼请求，诉讼费54万余元由季承承担。

对判决，季承表示将进行上诉到底。季承介绍，北京大学曾于2009年1月在301医院就捐赠事宜对季羡林先生表示，“这些字画最后怎么办听您的意见，尊重您的意见。”季羡林先生随即答道：“这书，就放在学校……那些藏画，慢慢再商量……再考虑考虑。”季承认为，双方签订的《捐赠协议》尚未形成，“这个捐赠协议是违法的，没有对我母亲所有部分进行分割保留。”而且，季承认为，季羡林之后已经撤销了捐赠意向，并且书嘱他予以处理。

此外，季承的代理律师表示，法院认定《捐赠协议》属于公益捐赠亦不合理。根据中国《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该案诉争的600余件文物，大部分都是字画等。不具有救灾扶贫的属性，协议不属于公益捐赠。”

本案法官认为，2009年1月，北京大学部分领导看望季羡林先生时所提“您说捐，或者不捐，都听您的意见”实际是一种咨询行为，并非在法律意义上与季羡林先生商讨是否解除《捐赠协议》。对于一个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的合同而言，要想合意解除，必须有合同双方明确的、一致的意思表示。季羡林先生当时回答说“再考虑考虑”，这一回答只能表明季羡林先生对于是否解除《捐赠协议》存在一定的犹豫，但直到先生逝世，都一直没有明确表示要解除《捐赠协议》。因此，本案《捐赠协议》并没有被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