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

土尔扈特部

中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
土尔扈特是中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四卫拉特之一)。[1]元臣翁罕后裔。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17世纪30年代﹐其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不合﹐遂率其所部及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曾遣使向清朝政府进表贡。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派出图理琛使团﹐途经西伯利亚﹐两年后至伏尔加河下游﹐访察土尔扈特部。乾隆二十一年(1756)﹐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扎布﹐假道俄罗斯﹐历时三载﹐到达北京﹐向乾隆帝呈献贡品﹑方物﹑弓箭袋等。乾隆三十六年(1771),因不堪沙俄的野蛮统治,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领17万族人东归,最后约4万3千人成功到达中国。
    中文名:土尔扈特部 外文名: 别名: 年代:清代 类别: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 起源:元臣翁罕后裔

简介

土尔扈特人自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后﹐不断反抗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与奴役。17世纪60年代﹐俄国著名农民领袖拉辛领导俄国顿河农民起义后﹐伏尔加河两岸土尔扈特人民纷起响应。17世纪末﹐土尔扈特著名首领阿玉奇汗率领部众积极支持巴什基尔人的起义。18世纪初﹐土尔扈特人民仍不断掀起武装起义﹐反抗沙俄在伏尔加流域的统治。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汗之曾孙)为摆脱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率领部众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

清廷对土尔扈特部返归祖国的爱国正义行动十分重视。乾隆帝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和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宴请渥巴锡等首领﹐对其部众也给以牛羊粮食﹑衣裘庐帐。并亲撰《土尔扈特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两篇﹐立碑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同时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其余大小首领也分别给予封爵。分土尔扈特为新﹑旧两部﹐旧土尔扈特由渥巴锡统领﹐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新土尔扈特由另一首领舍楞统领﹐分二旗。对土尔扈特部牧地也作了妥善安排。

部落史(节选)

简介

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反抗俄国压迫,举行起义回归祖国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就留居在俄国。“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21页,莫斯科,1967年版。)”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

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俄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至今留居俄国。

厄鲁特蒙古是明代瓦剌之后,分为四大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部游牧于雅尔之额什尔努拉(新疆塔城地区西北及俄国境内的乌尔扎),17世纪初,其西部牧地已达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当时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在1628年率部众西走,经过两年余,来到了当时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沿岸。当俄国政府扩大领土到伏尔加河沿岸后,开始压迫土尔扈特,部众就曾几次想重返祖国。

1712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遣使假道西伯利亚,到北京贡方物于清朝。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人启程回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历程。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立即派出军队追袭。土尔扈特经过了多次战斗,忍受了饥饿疾病,终于在6月底7月初进入中国新疆境内。土尔扈特起程回国时,有3万多户17万余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竟有一半人死于归途。乾隆帝得到奏报后,立即发布谕旨安插土尔扈特部于新疆。

土尔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自古就生息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森林和草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土尔扈特部源出历史上的克烈惕(克列特)部,其早期历史可上溯到八九世纪的九姓鞑靼,土尔扈特部始称为翁罕,亦称王罕。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翁罕所率的是克列特部落。

“克列特”一词,蒙古族古老的形式是Kearlier(客列亦惕),21世纪初的发音为Kerred。土尔扈特一词与克列特有着密切的联系,“克列特”有“包围”、“警卫”的意思,因为翁汗家族中的克列特人确曾充任过成吉思汗的护卫。而土尔扈特方言中的“护卫军”亦称土尔扈特(tongued),因此克列特便称为土尔扈特。从古老的族源学考证,“克列特”原是土尔扈特的一个姓氏,翁罕的姓就为“克列特”,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氏族。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廷设立的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其中最大的一个旗就是“克列特”旗,也就是罕旗,各代汗王均属此旗。在西蒙古专门使用的一种蒙古文字托忒文中,“土尔扈特”一词的词根中还有“强大”、“强盛”的意思,在蒙古族普遍使用的胡都木文中,客列亦惕一词的词根中也有“强大”、“强盛”之意,所以土尔扈特一词从客列亦惕一词演变而来。其实,土尔扈特无论从哪一种蒙古文字中,都能找到“强大”、“强盛”之意的词根。还有的史学家认为,土尔扈特人善于骑马作战,缴获俘虏较多,并融合于自己的部落,逐步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因而有了“强大”、“强盛”的名称。

汉文原来翻译“土尔扈特”一词还有“剩人”、“余人”或“剩下的部落”、“余下的部落”的意思,意为剩余在俄国的最后一批人、一个部落。对“土尔扈特”一词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但学术界认为第一种说法有一定的理由,更接近事实。

卡尔梅克人回归的历程

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以后,留居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年10月19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的台吉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3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

“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帕里莫夫着,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74年,俄国农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的驻地,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让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军联合去镇压普加乔夫农民起义。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量后,派出代表和普加乔夫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政府,普加乔夫亲自接见卡尔梅克的各路王公和卡尔梅克人,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并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

8月25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军不幸兵败撤走,俄国政府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原因搪塞过去(《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78页,1774年案卷,第246号,96捆。)),”使俄国政府毫无办法。

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帕里莫夫着,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政府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政府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1801年10月26日,任命杜尔伯特首领丘切伊·通杜托夫为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并赐给了旗子、马刀、铠甲、貂皮大衣和帽子。(《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56页,1801年案卷,第211号,82捆)”并任命索宾为卡尔梅克人首席喇嘛,恢复了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

在总督之下,由8位民众代表——宰桑组成,并发出特别指令:卡尔梅克藏传佛教僧侣,允许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赐给卡尔梅克人权力和特权,规定在职务需要时,才允许干涉卡尔梅克人的事务,任命卡尔梅克人警察总长,为卡尔梅克事务的领导者,马卡罗夫被任命为第一任警察总长,各兀鲁思维持治安的警察区长听其指挥。卡尔梅克人除受俄国阿斯特拉罕省警务厅管理外,还受俄国政府外务委员会管辖。俄国政府对卡尔梅克人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卡尔梅克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卡尔梅克汗国的权力。

由于俄国政府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帕里莫夫着,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821案卷,第1045号,第131卷)。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

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涅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

《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

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案卷》第3-4页,1822年案卷,第1054号,133捆,第4卷。),”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

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政府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政府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

“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政府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

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政府,俄国政府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政府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N·列昂托维奇着《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第31—34页)。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苏俄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

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着,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和,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1941年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1941年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

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着,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

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

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

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着《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土尔扈特人65000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希腊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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