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吴光正的父亲是曾在德国留学的建筑学博士。吴光正5岁时随父母定居香港，高中毕业后来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主修物理与数学，成为了第一个加入DeltaTuaDelta兄弟会的亚洲人，取得辛辛那提大学学士学位后，再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纽约及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任职，1973年与船王包玉刚的次女包陪容结婚，1975年在包玉刚旗下的环球船运集团出任董事。1981年包玉刚成功从英资怡和洋行手中收购九龙仓集团控制权，包玉刚逝世后，吴光正于1986年至1994年期间出任九龙仓集团主席，其后曾辞去主席职务，由李唯仁接替；2002年4月1日恢复成为主席。1986年至1996年期间亦担任会德丰集团主席。

1996年，吴光正曾经参加首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并为此辞去所有上市公司职务。但最后在香港特首选举中落败，由董建华胜出。吴光正已表示无意再角逐特首职务。与此共时，他是一个永远低调人物。

社会职位

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1993至1997年)

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1995年4月1日-2000年9月30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2000年10月1日-)

香港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员会主席

荣誉称号

比利时皇家利艾甫勋衔(1993年)

香港太平绅士(1993年)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94年）

金紫荆星章(1998年)

大紫荆勋章（2012年）

财富排名

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排名第129位，财富值108亿美元。

2020年2月6日，吴光正凭借116亿美元的身家位列“2020年香港50大富豪榜单”第8。

2020年2月26日，吴光正、包陪容夫妇以76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161位。

2020年3月20日，吴光正、包陪容夫妇以760亿元财富位列《2020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第15位。

2020年4月7日，吴光正以115亿美元财富位列《2020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110位。

2021年2月25日，吴光正以170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第7位。

2021年4月，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发布，吴光正以180亿美元财富位列榜单第104名。

人物影响

吴光正是香港著名富豪、老牌船王包玉刚的女婿，原籍浙江慈溪。现任香港会德丰（前称隆丰国际）主席，会德丰集团下控7家香港上市公司，计有九龙仓、置业信托、联邦地产、连卡佛、香港隧道、宝福集团、海港企业；另拥有一家新加坡上市公司马哥勃罗发展。吴光正幼年来港，就读于赤柱圣士提反小学及中学；其后入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修读建筑，以继承父业，但因个人兴趣改读物理及数学；接着吴光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吴光正毕业后任职于纽约与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并与包玉刚次女包陪容结婚。吴光正曾任职纽约大通银行，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副主席，现任隆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环球航运集团副主席、港美经济合作委员会、华美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临时医院管理局和多个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员、香港电车公司主席、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1981年，包玉刚击败英资大行怡和集团，成功收购九龙仓集团，吴光正亦从旁献策。会德丰集团下控七家香港上市公司，计有九龙仓、置业信托、联邦地产、连卡佛、香港隧道、宝福集团、海港企业；另拥有一家新加坡上市公司马哥勃罗发展。1985年开始任隆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有线传播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公司主席、任环球航运集团副主席，还担任香港旅游协会，临时医院管理局和香港艺术中心等多间公共事务机构董事局成员。1985年被邀任为香港基本法咨委会委员。

此外，吴光正个人持有四川有线电视台30%股权，整项投资额为5000万港元。包玉刚去世后，持有48.8%隆丰国际股权，并透过隆丰控制九龙仓、联邦地产、置业信托，夏利文和连佛卡等上市公司。此外，隆丰还控制39家奥丽酒店，拥有资产达60亿港元。1993年被聘为港事顾问。1994年6月，会德丰投资金融，以1亿美元与英国西敏银行合资成立会德丰西敏银行（WheelocknatwestLtd.）。另外，吴氏亦投资中国大陆，发展武汉和上海基建、货运和房产。1994年底，附属的九仓与北京西单商业区建设开发公司，兴建北京时代广场，总投资22亿港元，上海淮海路大上海时代广场的投资也是10亿元人民币以上。九仓又刻意发展香港有线电视，吴氏以个人持有四川有线电视30%股权，整项投资额是5000万港元。会德丰与澳洲富仕达啤酒合作投资大陆啤酒厂，未来5年投资额高达10亿美元。估计其财富有24亿美元。

金融危机

在这次全球金融海啸中，金融机构的亏损估计高达3.6万亿美元，全球性的“三角债”无法及时清算，导致许多银行国有化。全球整体需求下降，生产力过剩，我国也受到波及。“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关键之一。预计在下一个20年，我国将成为有75％城市人口的现代市场经济体。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扩大内需，从“创造供应”转向“创造需求”是大方向。一、稳定汇率和价格市场化。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能（Ronald、Mckinnon）一项长期研究的结论是：汇率变化无助于中国降低外贸顺差。其实，汇率的波动对企业是一个额外的风险，稳定的汇率有助企业将其资源、精力、注意力集中起来，再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以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而不是在规管价格的环境下盲目地扩张产能。

对产业升级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建立资源行业的产权制度、开放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由于产权不清、价格管制，目前内地许多资源行业价格普遍偏低，需要政府提供补贴。这种补贴表面上创造了就业及利润，但实际上却令出口产品价格太便宜，间接地补贴了全球的消费者，这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任何价格偏低，都会导致浪费和低效率。

有人或许会问，现在是不是开放价格的时机？在当前，宏观经济最大的隐患是“通缩”而不是“通胀”。要在开放价格的同时，提高老百姓（尤其农民）的收入和津贴，“双轨”进行，便不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更明显的，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有一定风险的，同时大量外汇储备也是不可能持续的。

金融海啸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国必须在将来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是人民币国际化，其中包括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资本可自由跨境流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等重要目标。多年来，香港已与国际金融市场有效接轨，在金融海啸后，不妨以香港为试点，积极加快发展人民币相关业务，让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这有助于逐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二、降低税率及储蓄率。过去几年，我国税收增长都在30％的水平，远远超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学者蒙代尔（Robert、Mundell）不久前建议美国政府把企业所得税由35％降低至15％，认为这是“对症下药”的一个重点。此外，德国等也已出台了减税方案。

透过财政及税收措施，提高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消费，可提供扩大、创造及优化“内需”的基本条件。如大幅减低个人所得税，包括向中等收入阶层减税，将有利于扩大内需及刺激个人的积极性，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相反，高税率则会打击内需和投资，并流失税源。

目前中国的储蓄率有“三高”现象：

（一）政府的储蓄率高，中央已果断地出台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相信还有上调的空间。

（二）国民的储蓄虽然居高不下，但占国民收入比例其实有下降趋势。由于银行的储蓄息率偏低，将不能为国民带来财富效应，因此，消费者仍然不会有足够的信心增加消费。这是“扩大内需”的一大障碍。

（三）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占GDP由1992年的11.1％，上升至2007年的22.9％。能把企业庞大的储蓄转化成有效益的投资，将有助于“扩大内需”。

在国库收入方面，应当解决三个问题：

（一）理顺资源产权不清的问题，合理地征收资源税。

（二）让国民合理分享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利润。

（三）许多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例在100％以上，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我国在这方面包括去年新增的国债，占GDP的比例仍 在20％上下，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利用。

全球金融海啸带来了“危”，也带来了“机”，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现在要抓住百年罕见的机遇，积极推动改革开放的“第二浪”，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我国可在下一个30年内实现全面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