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而“君子”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人格模式。本书以“君子之道”为入口来讲述中华文化，剖析君子，阐述“君子之道”的主要轮廓。只要君子未死，人格未溃，中国文化就不会沦丧。
作者简介
余秋雨nn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霜冷长河》等。他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中国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nn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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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世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说出去的话有时候就像复水难收，所以一个真君子，总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后再去说。
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这在今天成为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一个人说的多于他做的，是君子之耻。
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
君子崇尚实干，那么，一个真君子应当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在孔子看来，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他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
所以，君子的社会角色是变通的、与时俱进的。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
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也就是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做的事情大体相同，但对这些事情的解释各有不同。
我曾经看过十五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家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而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在汗流浃背地搬砖。
他去问第一个人说，你在干什么呢？
那个人特别没好气地告诉他，你看不见啊，我这不是服苦役——搬砖吗？
他又把这个问题去问第二个人。这个人的态度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他先把手里的砖码齐，看了看说，我在砌堵墙啊。
后来他又去问第三个人。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砖放下，抬头擦了一把汗，很骄傲地跟这个人说，你是在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啊。
大家看一看，这三个人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却是三个层次：
第一种人的态度我称为悲观主义的态度。他可以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强加给的一份苦役，他关注的是当下的辛苦，当然这也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种人的态度我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墙，这堵墙是一个局部成品，他知道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要对得起他的一份薪水、一个职务和职称，所以他的态度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器”的境界，作为一个容器的存在他合格了。但是他没有更高的追求。
而第三种人的态度我称为理想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他看到眼前的每一块砖，每一滴汗，他都知道这是在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他知道，他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价值的，他的付出一定会得到最终的成全。此时，他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而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梦想，关系到我们最终能不能建筑起一座教堂。而同时，因为有了这个教堂梦想的笼罩，也成就了这样一个超出平凡的个体。
由此可见，“君子”这个《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做的；而那个梦想，那个目标，既是高远的，又不是遥不可及，它其实就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