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着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取自《谍记》、《五帝系谍》、《尚书》、《秦记》、《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史书)》、《国语》、《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着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作品目录
分类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内容
作者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着有《史记》,《汉书·艺文志》着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过最南边是昆明。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开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55岁,完成了《史记》。
创造背景
司马迁着《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着。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纂修动机
秉承先父遗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他死前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着。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见其秉先父之意。
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为了继承孔子编撰《春秋》的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出着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传播历史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着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着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着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
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名篇语录
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分别是:
“大江东去楚王留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魏公子(即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名句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记·留侯世家》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成语
网开一面出自《史记·殷本纪》
囊血射天出自《史记·殷本纪》
酒池肉林出自《史记·殷本纪》
左支右绌出自《史记·周本纪》
焚书坑儒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指鹿为马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拔山扛鼎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先发制人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破釜沉舟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鸿门宴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沐猴而冠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霸王别姬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四面楚歌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无颜见江东父老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一败涂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约法三章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运筹帷幄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高屋建瓴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卧薪尝胆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鸟尽弓藏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一狐之腋出自《史记·赵世家》
招摇过市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韦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鸿鹄之志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积毁销骨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毛遂自荐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脱颖而出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歃血为盟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因人成事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一言九鼎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完璧归赵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负荆请罪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怒发冲冠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刎颈之交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胶柱鼓瑟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纸上谈兵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一字千金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图穷匕见出自《史记·刺客列传》
背水一战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肝脑涂地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多多益善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鸡鸣狗盗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狡兔三窟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历史贡献
史学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着。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着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文学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着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小说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着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川剧汉剧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着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