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童年

"我的人生很不幸。”原籍潮汕的刘宇新出生在1941年，那正是中华民族遭受日寇入侵，山河沦丧、国破家亡的岁月。1943年广东大旱，日军搜劫粮食做军饷，造成广东大饥荒，劳动人民只能吃稀粥或以菜当饭，有些人连粥都吃不起，饿死街头。那年头，大批难民被迫离乡背井。逃难的路上，饿殍遍野，卖儿卖女比比皆是。

刘宇新两度被人贩卖，最后是爷爷把他从人贩子手里买来，交给他的养母抚养。从此，他的籍贯上写"兴宁市坭陂镇黄垌村人"，取名为"刘晋桓"。养母年轻寡居，含辛茹苦把他抚育成人，并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节衣缩食，供刘晋桓在黄垌村小学、坭陂中学完成了学业。

懂事的刘晋桓学习很刻苦，1955年夏，他以优异成绩初中毕业后，就读于国内一所无线电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某部修配厂任无线电技术员。1960年转业到广州一间工厂任职，仍刻苦钻研电子知识。从此他与电子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2年，刘晋桓从广州来到香港。在排队3天3夜领取香港身份证时，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刘宇新"。年轻的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干劲，"敢教日月换新天"。

香港开创新天地

刚到香港的刘宇新，看广告翻报纸，终于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时的工资低得可怜。他的住处离工厂很远，如果乘坐巴士，得花一毛钱。为了省钱，刘宇新天天跑步上班下班。工厂食堂里午餐最便宜的要五毛钱，他也不舍得吃，总是跑到厂外僻静的大排档，花一毛钱买碗麦糊充饥，晚上则用盐巴拌饭，填饱肚皮。这样困苦的生活带给刘宇新的，是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他进入一家电子厂后，在内地学习的电子知识和技术派上了用场。因为干活卖力，手艺又好，很快得到老板赏识，进厂刚3个月，他就被提升为线长。半年后，当上管理员，管理着一个二三百人的电子厂。但不久，由于经济不景气，老板经营其他生意失败，被迫把电子厂拍卖出去。等工厂拍卖完毕，老板把剩下的一大堆杂七杂八的电子元件折价卖给了刘宇新和他的几位朋友。

凭着这些电子元件做家当，刘宇新和他的几位朋友办起了公司:宝德电子有限公司。借了4000元港币入股的刘宇新，就这样当上了老板，并在不久后，成立了"新宝德电子有限公司"，开始了独立经营。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国送给美国的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熊猫热"。敏感的刘宇新与日本商人合作，创造性地推出一款外形是熊猫的收音机。如此别致的收音机一经推出，立即在美国市场掀起了另一股"熊猫热"，订单如雪片般飞到"新宝德"，为"新宝德"创造了几百万港元的利润。

如今，在新宝德公司的产品陈列室里，摆着许多不同时期的收音机、录音机和组合音响，讲述着"新宝德"成长的历史，也见证着今日"新宝德"的成就，而那些历史和成就，都是刘宇新努力的结果。刘宇新说:"在香港闯天下，主要靠得是机遇和自身努力。"

祖国就是我的母亲

听刘宇新回顾自己的身世，我们感受更多的，不是他的自怜，而是一种大气。刘宇新也曾经不断地寻找亲生父母，也有很多好心人为他提供消息，他甚至还多次收到"找到了"的信，但可惜一直都找不到。对此，他说: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我无从知道也无从寻根，总之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祖国就是我的母亲，祖国就是我的家。怀着浓厚的爱国情怀，刘宇新的事业刚刚有点成就，就走上了回报之路。

1978年的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刘宇新以"旅港校友"的名义给他当年读书的兴宁县坭陂中学写了一封信:"……旅居外地，不能直接参加祖国的四化建设，但我对祖国、对家乡，特别是培育我成长的母亲有浓厚的感情，我愿为母校的改建出片瓦之力，在母校新建三层科学大楼。""我可把我养母吓着了，因为老人家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次，刘宇新捐出了100万元。这在还没有开始改革开放的祖国内地，无疑是一笔巨款。

即便对刚挣下七八百万的刘宇新自己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历尽疾苦，又从来没读过书的养母，看到养子不去修理自家破旧的祖屋，竟"荒唐"地将大笔血汗钱捐出去，实在想不通，竟引发了晚发性精神分裂症。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既无先例，又无有关规定，县政府(当时还叫"革委会")把刘宇新申请捐款的信一直递到省里。经再三研究，省里发出指示:可以接受那笔捐款。

自此，家乡父老在他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刘宇新的身影。他为家乡黄垌村铺好了新路，为乡亲们点上了电灯，他捐资40万元，在村里建了一个"黄垌村老人活动中心"。除了他的家乡兴宁外，梅县、广州、深圳等地还有20多所中学、小学接受过他的赞助。为了发展家乡经济，他还先后在兴宁、梅州投资兴办了无线电厂、电子厂以及纱厂。后来他还把自己在纱厂的全部投资无偿地赠给了家乡人民。在香港，刘宇新并不是大富豪，但到今天，他累计已经捐款7000多万港元。"生命之义贵在奉献"，这是刘宇新的人生追求。

担起对香港的责任

我们在香港第一次遇到刘宇新，是在客属各界庆回归活动筹备会上。在随后的采访活动中，我们不断地从其他委员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他在为中华文化总会的书画展做准备工作；他要参加九龙城区议会的活动……就在我们采访他的那天晚上，他还在和香港文化促进会的李国强委员沟通叶剑英诞辰纪念图片展的细节。而这些年来，这几乎是刘宇新的常态，虽然很多社团活动他不是最主要的组织者，但实际的推动工作中，永远有他忙碌的身影。

在香港取得事业成功的刘宇新，心中牵挂着祖国的发展，也担起了他对香港的责任:1989年8月，针对部分港人对祖国抱迟疑的态度，离开香港到他国定居的情况，刘宇新适时发表了题为"困惑的香港人，何去何从"的文章，呼吁部分港人放弃"弃港"念头。1992年10月，当港督彭定康抛出"三违反"的施政报告时，他以嘉应商会会长名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形容施政报告未来五年新政是"糖衣毒药、包藏祸心"。

当彭定康不听中方劝告，一意孤行"度身定做"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时，他又以"擦亮眼睛，选举贤能"为题，呼唤选民推选真正爱国爱港人士进入立法局，并以"团结迎接回归"为题，指出祖国好，香港一定更好。1996年10月，他被选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为首届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的选举，投下了自己神圣的一票。2000年，刘宇新因为服务香港特区表现卓越，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铜紫荆星章。对这样的殊荣，他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只要你真正做过好事，社会和历史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