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刘和珍，江西南昌人，原籍安徽歙县，一九零四年生。因时局多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父刘九皋随祖父由原籍徽州歙县迁往江西南昌，后娶江西南昌人氏何氏为妻。十四岁丧父，同孀母及两弟一妹生活在南昌。先毕业于女子公学，后毕业于江西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秋，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入学后，女高师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始念预科，分系后念英文。
1926年3月，日本藉口维护《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扬言要用武力进攻中国，刘和珍对此发动女师大学生举行抗议集会。3月18日，北京学生数千人集会游行示威，刘和珍带病参加，担任女师大指挥，当请愿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时，遭到早已准备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的乱枪镇压。刘和珍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
鲁迅先生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人物生平
祖父宦游江西，日月迁延，因居驻焉。秉性烂漫，天资颖聪，待人接物，从容和蔼，父母爱之，如掌上球，“和珍”字之，良有以也。七岁师傅导读，下帷数年，举凡经史想书，无不朗朗成诵，故国学深有根底。十五岁，入江西女子师范，矻矻课务，不稍懈，以是文思与年华并进，每试辄列前茅，侪辈姊妹，目为畏友，成推重之，某年冬，教务主任贺鉴千，倡议创办校刊，同学公推女士总理其事，神劳力瘁，心不稍疏，每一校刊发行，必有女士巨作，自是倾省人士，无不知有女士其人，而女师荣誉，亦因女士文章增美不少，女师豪使，巾帼殊不多觏，一日遇同学傅淑英女士，为轻薄子环阻街衙，谰言调笑，众喁纷纷，欲行不得。女士见情，怒不可，奋身上前申斥，晓以正义，围乃立解，傅女士感激涕零，引为刎颈交。
女士富文学天才，姿格尤为风韵，书画琴管，异常娴谙，观其书画，秀逸出尘，听其歌曲，清入心腑。素爱梅，视为第二生命，傅女士尝询之，女士应云，“花因清淡花方艳，色到无时色斯真。”味此二语，可想见女士气概矣。女师卒业后，负笈京师，考入女师大，入英文系，鉴国事之蜩螗，遇事无不慨然鞠躬尽瘁，一般舆论，争揄扬之，前一年章士钊挟嫌解散女师大，女士奔走呼号，集会演说，不追宁处，今日女师大之恢复，论者功焉。今月十八日，北京天安门，国民大会，女士参爱国运动，领导群众，请愿执政府严厉抗议八国为大沽口事野蠢通牒，段氏为见好列强，不允延见，令卫队开枪，向群众扫射，女士中弹负痛而奔，伤重中途而强，享年二十有二，见者靡不心恫，佥谓“人亡国痒，女士有灵，其不暝目九泉”，云吁，烈矣。
简介
刘和珍出生于贫民，自小养成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品德。1918年秋，刘和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她受到革命思潮影响，广泛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大量进步书刊，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实践之中。她秘密同江西省学生会取得联系，在女师组织学生自治会，向同学们宣传反对封建旧礼教的新思想。率先将自己的长辨剪成短发，一时轰动南昌，开创了江西女子剪发的新风，推动了社会改革。nn
1919年，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以刘和珍为首的女师学生自治会，联合南昌各校致电北京学生界，表示“誓为诸君后盾”。刘和珍还带领同学沿街搜缴、焚烧日货，就地演讲，声授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1921年冬，刘和珍等人在女师发起组织了觉社，觉社是五四运动后在江西最早成立的女子进步团体，刘和珍亲自编辑《时代之花》和《江西女子师范周刊》，宣传进步思想，受到各校青年学生的欢迎。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在南昌成立，刘和珍是早期的团员之一。nn
1923年秋，刘和珍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预科，后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期间，她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授的《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回校后广为传播。她也是鲁迅先生作品的忠实读者。由于她思想进步，成绩优异，善于团结同学，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信赖，被大家推选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24年11月爆发了驱杨运动，这就是我国妇女运动史上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刘和珍是这次风潮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她受同学们的委托起草驱杨宣言，撰文揭露反动文人陈西滢的无耻抵赖，有理、有力、有节。女师大“停办”以后，在鲁迅等著名教授的支持下，刘和珍等二十余人联名呈文，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公诉章士钊等人。经过艰苦斗争，女师大仍回师旧址复校，在刘和珍主持下，三百余人召开大会庆祝胜利。nn
1926年3月，日本藉口维护《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扬言要用武力进攻中国，刘和珍对此发动女师大学生举行抗议集会。3月18日，北京学生数千人集会游行示威，刘和珍带病参加，担任女师大指挥，当请愿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时，遭到早已准备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的乱枪镇压。刘和珍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n
书籍记载
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正文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馀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