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刘厚总（1904—1952），湖南耒阳人，他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枪杀新四军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同志的的凶手。
刘厚总的家庭是贫苦农民。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人物事迹
抗战期间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
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后，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抓老百姓的鸡鸭烧吃等违反军纪的事发生。约在9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9年春，谢竹峰同刘厚总得到中组部的批准，挂着二等训兵的符号，佩带八路军臂章从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伍云甫同志。又由西安经成都、重庆、遵义、贵阳等地，到桂林新四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回到湖南。刘厚总回到耒阳后，发现“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枪支还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队伍就地打游击了，便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导总队短期学习，后在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这样的工作分配，说明新四军干部部门对他的实际表现是了解的，而刘厚总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对组织的不满。他在副官处管理饲养班、木工班，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满嘴粗话。
叛变投敌
1941年1月16日傍晚，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蜜蜂洞——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之地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经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来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仅能住下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四人。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
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就计划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到太平县城，投奔了国民党县党部。刘厚总先后被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和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刘厚总被押送到重庆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
摇尾乞怜
1948年春，国民党军统局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二千五百万元，以资返籍。刘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钱。同年5月10日，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被捕处决
1949年5月，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管账先生。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感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的高度警惕。黄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见过的刘厚总。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