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简介
当时延安派对于“倒金”计划成功在望时，曾经支持他们的崔永健竟然成了叛徒。他将所有计划报告给了金日成，计划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逆转。
金日成在得知“倒金”计划后，就开始利用威胁和逼迫来分化瓦解这些反对派队伍，还动用警力还监视他们，才得以让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常委会议上获得了支持。会上金日成还提出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着别的党派的间谍，一定要加强警惕尽早剔除这些间谍。
后来金日成以“从事反党活动”为由，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等人，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且还把曾经是中央常委的崔昌益安排到养猪场工作，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这次朝鲜劳动党会议结束后，整个朝鲜都陷入了抓捕其它支派的动作当中。这次八月宗派事件中，其反对派也包括莫斯科派中的人，由于莫斯科派是苏联派出的队伍，所以苏联方面要求莫斯科派人平反，并且对金日成放出了狠话。
一直在乎朝鲜和苏联方面关系的金日成，只能放缓脚步，将所有矛头都指向延安派。可恨的是金日成竟然向苏联报告，所有的反党事件都是延安派人所作为，与莫斯科派没有任何关系，请苏联方面放心。
背景
对内﹕派系林立与游击队派的崛起自北朝鲜于1948年建国后，该国的执政党就为朝鲜劳动党。然而，由于该党是由许多不同派别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政党合并而成，因此在立国之初劳动党存在不同的派别，其中又以从苏联而来的苏联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延安派、由韩国到来的国内派以及在日治时期反殖民地政府的游击队派为党内的四大派系。
而在当中，游击队派和延安派因被认为在抗日期间功劳最大，加上得到苏联的支持，游击队派领袖金日成因而被推举为最高领导人，延安派则在首届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选举中取得了13席中的6个席位，两派从而成为当时党内的最具影响力的派系。尽管如此，各大派系在韩战前夕的关系还是大致和谐。
1948年，苏联红军正式撤出朝鲜半岛，金日成失去了苏联的支持。为防范其它派系趁机扩张，他在韩战期间把各派系的领导人物肃清。1950年12月，他先以延安派首领兼民族保卫省副相和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未能把守平壤而将其免职。翌年，他又以修复水库不力及阻挠党的扩大等罪名撤消苏联派首领许歌谊的所有职务。
1953年，他以国内派领袖朴宪永是“美国间谍”而将其逮捕。同年7月，韩战结束，金日成继续其清洗行动，包括李承烨、全五稷等的10人也在同日因间谍罪而被处死。经过一连串的清算后，劳动党内的延安派、苏联派和国内派势力大受打击，而金日成以为首的游击队派则正式冒起。然而，这也激发了如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等延安派和苏联派官员的恐惧情绪，并计划进行反扑。
对外﹕赫鲁晓夫的兴起和去斯大林化
1953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离世，赫鲁晓夫继承其位。在权力得以稳固后，赫鲁晓夫推行一系统的措施。在政治上，他首先暂停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一改过去莫斯科政府对卫星国的高压统治，而改为怀柔管治。同时，他还容许局部的文艺自由化。
在经济方面，他改变过去斯大林政府依赖重工业和集约农业的现象，允许有限的市场化。这些的政策随后引发起周边共产主义国家的连锁反应，其中包括在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保加利亚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双百方针。尽管当时北朝鲜实行锁国政策，但朝鲜劳动党改革派成员还是能通过在平壤中出售的苏联报章得悉这些的事件，他们也一度希望金日成会有所改变。
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并得不到金日成的正面回应﹕北朝鲜继续实行高度的集约农业和依靠重工业发展经济、金日成对其个人崇拜和打压言论并没有改善的迹象，这也导致了改革派成员的不满，终使他们萌生出发动政变的主张。
策划政变
韩战期间，北朝鲜广受破坏，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重建及发展经济之用。为此，金日成在1956年6月1日至7月19日出访包括苏联、波兰和东德等多国共产主义国家，以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
期间，对金日成渐生不满的改革派官员如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徐辉和尹公钦等趁机于苏联驻平壤大使馆会见，商讨除去金日成的可行性和方法。最终，拥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议席的他们决定在8月2日至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中弹劾金日成，因据当时的《朝鲜劳动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成员可选举党领导人，故此他们理论上也有弹劾他的权力。
为了争取支持，改革派成员试图拉拢金日成的亲信。7月初，朴昌玉先后与外交部长南日和朝鲜女性民主联盟委员长朴正爱面谈，他告诉二人有人会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中反对金日成，并问二人会否参与其中，但遭到拒绝。
同时，改革派又尝试争取中苏两国的支持。朴昌玉先与苏联权臣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其后，驻苏大使李相朝先到访苏联。翌日，朴昌玉又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与该国使节费拉托夫(Filatov)见面。23日，则到崔昌益与费拉托夫会见。另一方面，延安派人又多次到访中国大使馆，并和使馆职员取得秘密连系。
当时虽然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颇有微言，但出于与金日成的在韩战期间的个人恩怨和对延安派人被清洗感到不满，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均对政变表示支持。在得到中苏两国的同意下，改革派的尹公钦于8月2日通过大使馆告之苏方他们已经部署好一切。
一星期后，李相朝向苏联官员表示他们已议定好几名可取代金日成的人选，又指一旦政变成功，他们会把金日成流放到海外。
而事实上，改革派秘谋政变的消息早在7月下旬已经泄漏，当时身处南斯拉夫的金日成在得悉此事后决定提早返国。7月26日，已秘密回到北朝鲜的金日成决定将原本在8月2日至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延期到8月30日和31日，以让他作出部署。之后，金日成先与各中央委员会成员见谈，他向众人承诺会拨乱反正，又会减少其个人崇拜和对其过错反省。对于那些不肯服从的成员，金日成则以赂贿收买或是加以绑架，令其屈服。
同时，他又派遣警察监视改革派成员的举动，并对他们的司机和保姆进行审问。此后，他又召回刚出国的亲信兼武将方学世返国布置防范措施。在会议坐席上，金日成也作出安排，他特意把改革派成员分隔，并在他们身边安插其亲信，用以抑压他们的势力。然而，对于金日成返国后的各种部署，改革派并没有进行特别的调整，而是静观其变，这间接导致到之后的惨败。
政变当天
朝鲜劳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8月中央全会在8月30日至31日在平壤进行，原定的议程为金日成先汇报其出访东欧各国的工作总结，然后由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报告改进国内人民保健的工作事宜，但在金日成汇报完毕后，改革派成员不久后就抢先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商业部长尹公钦，他批评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已达到不可药救的地步，又认为劳动党主席不应由像金日成般不负责任的人来担任。
尹的言论并未能得到各委员会成员的认同，反引来大量的骂声，他更被指为“反党份子”。随后，崔昌益试图为尹辩护，并继续把矛头指向金日成，他质疑金过度发展重工业，并反对把从苏联得来的经济援助用于发展经济，而是改善民生之用。崔的意见很快就遭到金日成的反对，他反驳劳动党不能只靠援助过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唯有发展经济才是改善民生的方法，并声称人民也不会支持崔的说法。
有见崔昌益失败，朝鲜职业总同盟委员长徐辉接着发言，他对党凌驾于工会显得非常不满，又认为工会的会员数目既然比劳动党多，就应该让工会独立运作，才对工会有利，但他的主张也不获得委员会成员的支持。此后，会议的对立情绪变得更为紧张，建材部长李弼奎和朴昌玉在发言时也被四起的骂声和嘘声打断，几乎无法完成其演辞。不久后，二人也被金日成的支持者视为反党份子。
有见大势已去，改革派成员于午膳期间逃离会场。尹公钦驾车到苏联大使馆试图寻求庇护，但未有人应门。随后，他离开当地，并返回家中。当晚，他又与徐辉、李弼奎和另一名延安派成员金刚会合，并驾车一直北上。在路途上，他们通过赂贿的方式以确保不会遭到逮捕。翌日，他们乘渔船越过图们江来到中国的安东市，再到北京，其它的改革派人则选择继续留在北朝鲜。
会议的第二天，即8月31日，所有的改革派成员已不知所踪。金日成把日前有份反对他的人也列为反革命和反党份子，并彻销他们所有的职务。当中，尹公钦、徐辉和李弼奎更失去党籍。
至此，这场由改革派发动的政变由会议展开到正式结束(成员们逃亡或是被定性为反党份子)历时仅有两天。
后续
中苏代表团的到来
1956年9月，彭德怀与米高扬组成代表团访问北朝鲜，以了解该国在政变后的状况，并在必要时废除金日成最高领导人的身份。
从北朝鲜高级官员潜逃到中国和大使馆职员传来的消息，中国和苏联意识到改革派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这引起了中苏两国对北朝鲜政局的高度关注。为更深入了解该国的现况，毛泽东与苏联的第一副总理米高扬在9月的会谈中同意派出一队联合代表团队到访北朝鲜，二人又主张通过代表团向金日成施压，要求他放弃对改革派成员的清洗。同时，他们又同意一旦情况许同下，会废除金日成的最高领导人身份，并另觅合适的人选。
9月20日左右，由彭德怀和米高扬所率领的代表团来到北朝鲜，金日成对于这不请自来的团队很不感冒，并鲜有的拒绝接送到来的使节。23日，代表团和金日成展开会谈。在这场会谈中，金日成对中苏使节承诺不会进行大规模的肃清。由于金日成诺言得到使节们的认同，代表团最终没有废除金日成，并在不久后回国。
大肃清
8月中央全会结束不久后，金日成就开始处罚他的反对者。其中，被彻销职务的朴昌玉和崔昌益分别被下放到锯木厂和养猪场工作。同时，金日成把矛头指向延安派官员，他随后宣布崔昌益和徐辉是搞分裂和宗派活动的主谋，又认定政变是延安派的所为。为此，他肃清了平壤市党委员会中的多名延安派人。
9月，随着中苏联合代表团的来到，金日成暂缓了对反对者的清算。在该月29日，朝鲜劳动党的喉舌报章《劳动新闻》就发表文章称党会以“再教育、劝导和解释”的方式教导党内的滋事份子，以协助他们改过自身。朴昌玉和崔昌益也从而可恢复原来的职位﹔尹公钦、徐辉和李弼奎的党籍也失而复得。
然而，这种现象只维持了不足两个月。11月，金日成展开新一轮的清洗。他先以换发党证为名把除去为数不少的延安派人。此后，朴昌玉和崔昌益再度被彻销其职务，并被投进集中营。同期，平壤市党委员会副委员长洪宣桓被指与改革派成员关系亲密而被开除党籍和职务、尹公钦家人的粮食配给则被平壤当局中断。这次的清洗直至翌年的春季才结束。
1957年夏季起，金日成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肃清。这次，共有1万人遭到清洗，其中，约6000人被处死，其余4000人被除去党籍。这些的受害人除了有残余的延安派人外，苏联派也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当中，朴昌玉和崔昌益以协助美国和日本从事间谍任务而被枪决、金斗奉神秘失踪，据报于同年被杀、党校夏甲则因不堪连番的审问而自杀、前通信部长金昌侠被冠上叛徒之名而被清算、徐辉和尹公钦的家人因连坐而被处死﹔同时，平壤市党委员会也被清空﹕前秘书长龚奉哲和金元薛等20人被处决、另15人被长期监禁。时至1958年夏季，除了金日成的亲信外，延安派和苏联派已几乎被一网打尽。
1960年，金日成发动最后一输的肃清。他先把党内150名“叛徒”处杀，其中包括了45名的苏联派成员。然后，他又以思想腐朽为由把党内2000多名的中级和低级干部整肃。至此，延安派和苏联派内的只余下如南日、金昌奉、朴正爱和许贞淑等金日成的支持者。
金日成强化统治
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改革派公开挑战金日成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根基未稳。为此，他在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又以各种的方式强化其统治。
金日成率先铲除政圈外，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物。学术界首先成为被针对的目标，金日成大学党委书记洪乐正因接触改革派成员而在1956年10月被处死、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宋君赞则在翌年被除去党籍。同时，平安南道有3千名教师因“政治立场问题”被取缔[47]。接着，军方成员被卷入其中，朝鲜人民军海军司令金七星、装甲部长朴日武和首席工程师朴吉南在1957至58年期间被指与朴昌玉和崔昌益有联系而被逮捕，后来不知所踪。司法部门也在同期受到迫害，其副部长、首席检察官、最高法院院长和数名司长也被免职。
之后，金日成把矛头指向国内的卫星党。1958年11月，朝鲜社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的党魁洪奇旺和金泰喜被控为美国和日本间谍而遭到死刑。翌年2月，两党被整肃。此后，两党实力大减，在1957年的全国选举中，他们合共取得12个最高人民会议议席，然而，在之后的选举内，他们仅得两席。
平民也成为金日成打击的对象。1957年4月，最高人民会议通过一项特别法案，把公民的出身成分划分为3个等级，当中包括友好势力、中立势力和敌对势力。被归类为最低级的敌对势力者不但会受到政府的严格监视，在官场和军队中也很难取得晋升机会[53]。这级等分类一直沿用至今，据估计，敌对势力占了北朝鲜总人口的两成。此外，为达到互相监视之效，金日成又在1958年7月成立“五户责任制”，每个家庭均需为“意识形态教育和彼此之间的行为”负责。
与此同时，金日成还实在更强硬的斯大林式统治。他大力推行集体化生产，在1959年末，全国己有95.6%的家庭加入集体化生产行列，是为全球之冠。另一方面，他又致力打击各私有企业。1958年，全国所有的私人企业已收归国有。另一方面，金日成在政变后更强调民族主义。他通过喉舌《劳动新闻》等一再强调朝鲜族人的德性和纯洁，又鼓励学生认真学习韩语，少学俄语，并重提美军在韩战所犯下的罪行，以团结民众。
金日成还进行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自1958年起，宣传机关多次要求艺术家歌颂党和金日成，并要积极制作打倒阶级敌人和反动份子的作品。同时，金日成的名字和他提出的主体思想频频出现在《劳动新闻》，传媒又不时报道北朝鲜经济的空前盛况，并将此归功于金日成。1958年，劳动党又在全国各地成立“伟大领袖金日成革命活动学习室”以供国民了解金日成的事迹，这种的学习室片布各政府机关、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和学校，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家金日成学习室。
金日成又借选举加强对政府的控制。1956年4月，金日成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进行大幅调整，在71名中央委员会中，新当选的共有43人，并只有28人连任﹔而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内，新当选的有43人，保留的仅得2人。翌年，金日成发起韩战以后的首次全国选举。这次，在527个议席中，只得75人成功连任，其余的都为新人。1961年的第二届政治局选举中，游击队派取得11个议席中的其中6席，苏联派得2席(南日和朴正爱)、延安派1席(金昌奉)，无派系人士取代国内派获得其余两席。这时，整个议会已被金日成所操制。
在这些的手法下，金日成在1960年代初已彻底消除各种威胁，权力已巩固下来。加上他在1967年把被认为是权力过重的游击队派人金道满、朴金喆、朴容国等一一翦除后，他已成功掌握党、军、政三方面的控制权，从而奠定了金日成对北朝鲜的独裁统治，更让日后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打下基础。
与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变
在韩战结束后，北朝鲜实行亲苏疏中的外交政策。1953年9月，即战争完结不久后，苏联向北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又把在战时的2.98亿元贷款延长了还款期，其利率也从2%减为1%。1955年12月，金日成甚至对国民宣称“爱苏联就是爱北朝鲜”。这段期间，北朝鲜与苏联的关系空前友好。
反之，尽管中国提供了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豁免在战争期间共14.5亿元的贷款，又资助学生出国留学。然而，北朝鲜却对中国采取漠视的态度。据苏联外交部观察所得，驻扎在平壤近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居住环境十分差，而且北朝鲜领导层鲜有到当地拜访。同时，北朝鲜又否定人民志愿军对韩战的功劳，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中，12个展厅内只有1个是留给志愿军，其余的展厅也解释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与志愿军毫无关系。北朝鲜的举动引来了中方的不满。为此，自1952年中国召回驻平壤大使后，直至1955年1月前外交部没有再派新大使。另一方面，在北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招待会中，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也“几乎没有和北朝鲜代表交谈”。
但随着政变的出现，这局面逐渐出现变化。1956年，即政变发生后的第一年，金日成把政变归咎于中苏两国在背后教唆，因此，他先后与两国交恶。北朝鲜先和苏联签订条约，规定拥有苏联国籍的北朝鲜干部成员只能从北朝鲜或苏联选取其中一个国籍。另外，北朝鲜又大量减少往苏联留学的名额。随后，更只容许研究生到该国读书。同时，北朝鲜试图挑拨中苏关系，外交部不断散播如北京政府认为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有误和中国副外长私下与越南和蒙古大使会见等不利中方的消息。另一方面，北朝鲜又对中国的请求，如恢复尹公钦家人粮食配给等的问题委与曲蛇。在这一年，北朝鲜与中苏两国的关系也不好。
1957年，中苏交恶日渐加剧，这使得中方需拉拢北朝鲜的支持。9月中旬，中方邀请北朝鲜来华访问。10月25日，金日成就人民志愿军驻军七周年向毛泽东发贺电，两国关系日渐升温。翌年，周恩来决定彻回所有驻扎在北朝鲜的志愿军。自此以后，双方的关系逐渐友好，并延续至今。至于苏联，由于苏方并没有视北朝鲜为重要的盟友，在两国关系变差后，苏联并未有积极改善双方的关系，导致两国疏远的关系一直延续至1964年才得以改善。
各方反应
朝鲜
自政变发生后，平壤政府一直对此事绝口不提。1956年9月9日，即政变发生后的两周，《劳动新闻》才就中央全会加以报道，然而，该报章对改革派的行动一字不提。1957年8月起，《劳动新闻》开始大肆批击崔昌益等人，并称他们为叛徒。随后的几年间，他们又被冠上反党、反革命和民族敌人等罪名，但该报还是没有具体解释他们如何反叛国家。尽管如此，此举还是成功的激起民愤，在千里马郡，就有一群工厂工人宣称要把“叛徒们一一投进2000度的洪炉中处死”。
中国
政变发生以后，中国对北朝鲜的状况表现得相当关注，并在初时对改革派表示支持，又给予他们保护。1956年9月3日，朝鲜要求中国外交部缱返出逃到中国的徐辉和尹公钦等人，但遭到中方拒绝。同年9月18日，毛泽东批评金日成清洗反对者的行为非常不满，又称金日成是在搞斯大林的那一套。1957年，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缓和，毛泽东等人改变了事件的看法，他们称改革派成员为“反党宗派”，随后更宣称“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对于逃亡到中国的前北朝鲜官员，中方也向平壤承诺不会给予他们任何官职。此后，中国再没有对政变改变立场。
苏联
虽然苏联也和中国一样对于事态发展表示关注，但他们的态度却十分谨慎。负责跟进此的权臣勃列日涅夫从未表态﹔自9月出访北朝鲜后，他也未有就苏联派人遭到清洗表示反对。然而，苏联还是对潜逃到当地的改革派成员给予保护。其中，再三被金日成召唤回国的驻苏大使李相朝就是在得到苏方的默许下得以逗留在莫斯科，免被肃清。同时，考虑到不少身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北朝鲜留学生见证了匈牙利十月事件、保加利亚经济改革等事件，这些学生返国后可能会被肃清，故此，苏联容许不想回国的留学生可留在当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