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称谓
日本人所谓的“日中战争”，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中国人习惯把中日之间爆发于1937年至1945年之间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中国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的具体起讫时间存在一定争议，但关于“抗日战争”的名称，无论是中国大陆学界还是港台学界，甚至多数海外华人学者基本赞同这一名称。国际社会出于中立性考虑，一般将之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以区别于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甲午战争。
从战时到战后，日本人称谓这场对华战争的名称几经变化，如战时的“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战后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等；甚至战后日本某些政治家模糊性的称谓“过去的大战”、“先前的大战”等。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名称，恰当的名称能正确反映出事物的内容和本质，不恰当的名称则具有片面性，甚至歪曲事物的本来面貌。战争作为一事物，它的名称也有恰当与不恰当之分。日本对抗日战争仍未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恰当称谓，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中日学界的关注。
战争背景
历史渊源
日本是位于东亚的一个岛国，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岛组成，面积37.8万平方公里，战前人口7000多万，与中国隔海相望，被中国誉为“一衣带水”的近邻。
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除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记载外，公元7世纪，日本先后18次派遣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人来中国，学习唐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中国文化，形成了持续200多年之久的中日友好交流的高潮。公元1368年，明代中国建立，在强大的明朝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时刻，日本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发展对华贸易，专门派遣使臣来中国，甘愿做中国的属藩，以获得同明代中国的“勘合贸易”权益。但是，随着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强大，日本逐步踏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便是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日中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后果。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
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德川幕府末期，其重要代表人物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其中，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的《经世秘策》一书中指出：日本国土有限，物产不丰，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日本的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继本多利明之后，佐藤信渊在1823年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等书中进一步提出：“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时，则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主张以日本神道来“宇内混同”（即统一世界）。
提出先从进攻满洲开始，随后征伐支那，并论述了“攻取”中国的方法、步骤，甚至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断言“只要支那入我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万国，并非难事”。随后，吉田松阴在1858年所著的《幽囚录》中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并具体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的战略选择。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主张，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上述扩张思想，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民众的呼应。1715年，日本上演了一部由近松门左卫门编剧的大型戏剧《国姓爷合战》，此剧荒唐地演绎出日本武士开进明代中国国都南京，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而这样一部浸润着强烈侵华欲望的戏剧，连续3年上演不衰，受到了日本民众空前未有的欢迎，从而鲜明地暴露出日本民众的侵华欲望和心态。
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扩张思想和民众心态，不久便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国策依据。1868年3月14日，刚成立的明治政府在其公布的《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和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御笔信）中即宣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之安”。随后，经明治政府统治层的进一步阐发，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
在1890年12月的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据此，山县有朋明确提出要夺取朝鲜，进而进犯中国。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次明确说明和界定，是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
继山县有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德富苏峰、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分别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和“支那分割论”。1894年，德富苏峰在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公然提出，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1911年和1913年，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先后在其《支那分割之命运》和《支那分割论》中，断言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国被分割时的日本的责任在于独占中国，由日本负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
在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便不断把这一思想、理论和政策付诸战争行为。同时又反过来把战争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用来印证其侵略扩张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使其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与侵略战争行为形成互动，演绎出不断扩大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于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留下了以下历史记录。
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认定：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纲领》还决定，日本将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其在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的权益。
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
日中国力悬殊对比
国力主要表现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
1、日中政治组织力的对比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结束了幕府和列藩专制的封建割据，确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并逐渐演变为近代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
1868年4月，日本废除神祗官，改设太政官（相当于总理大臣），在太政官之下，设有议政（立法）、行政、刑法（司法）三官，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三权分立”的模式。1871年7月，明确规定天皇亲临“总裁万机”。1870至1871年，完成“废藩置县”。废除260余藩，设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府县之下为小区、大区，大小区之下有镇村。至此，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基本形成。
1885年，日本又废除太政官制度，采用内阁制，即由总理大臣（首相）和国家大臣组成直属于天皇的内阁。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更加明确地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以天皇为元首的高度集权。在此前后，日本又先后公布《户籍法》、《民法决议》、《皇国民法暂行规则》和《民法暂行规则》，并确立民众为天皇的“臣民”，把民众的义务法律化。随后，日本又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在日本政府的地位逐步加强。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当对外战争成为国家行为时，十分容易实现对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和组织。
反观中国，国家政治组织力明显弱于日本。
日本明治元年，为中国清朝同治七年，皇帝载淳仅13岁，国家实权操纵在保守的慈禧集团手中。后又经光绪、宣统两朝，但暮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始终顽固地阻碍着中国政治发展，使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在这几十年中，不仅人民因国家的衰朽承担着贫困、痛苦，而且国家也因落后多次遭到列强的侵略和宰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了现代国家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成果很快落于北洋军阀集团手中。长期的政争、混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特殊政治。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缺乏应有的政治组织力。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五权分立的理论为依据，确立了五院制的中央政体，并着手对地方和基层政权进行改革。但未等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健全，日本便于1931年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断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样，中国的国家政治组织力明显弱于日本。[19]
2、日中经济实力的对比
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日本的社会经济仍然很落后，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在日本社会经济中仍占优势，工业生产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明治政府提出和实施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殖产兴业”政策和产业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通过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和引进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1870年至1885年的短短15年时间里，便初步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使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
随后，日本又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29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到71.7%，钢产量为15.7万吨，生铁产量为111万吨，煤产量为3440万吨，发电量为151亿度。到1937年，日本的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生铁产量为239.7万吨，钢产量为635万吨，石油产量为169万吨，煤产量为5070万吨。而农业已实现了机械化。以此为基础，日本的军事工业也大步发展，重炮、坦克、战机、军舰等均能大规模生产。
反观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剥削，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1937年，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比重不到10%，钢产量为4万吨，生铁产量为95.9万吨（含东北），煤产量为2800万吨，石油产量为1.31万吨。而农业经济更为落后，农业动力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这种工农业基础，使中国军事工业也十分落后。到1931年，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均不能制造。
3、日中军事实力的对比
明治维新后，日本即在“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制为楷模，大力组建新式军队和改革军制。其间，改组兵部省，设陆军部和海军部主掌军事，
改封建武士团为常备军，实行征兵制。陆军分为常备（服役3年）、后备（第一、第二后备各2年）、国民等三军。设立军事学校，先设有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兵学校。后又于1883年和1888年设立陆军大学校和海军大学校。1878年，设立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掌握军队的军令和统帅权。1907年日本计划，陆军平时为25个师团，战时为50个师团，海军扩充为“八八舰队”，计50万吨左右。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总兵力448万。其中，陆军常设师17个，独混旅、骑兵旅和守备队10余个，计60万人，预备役军人73.8万，后备役军人87.9万，补充兵248万。海军有4个舰队，大型舰艇200艘，共190万吨。陆海军航空兵中队91个，飞机2625架。
与此同时，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
日本军队的军事装备日趋精良。自近代以来，日本的军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就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890年以前，日本即建有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石川岛造船厂、川崎造船厂、三菱造船厂等大型军事工业，各类大小口径的野炮、山炮、加浓炮、水雷均能制造。1892年，已能自行建造大型全钢舰。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础工业、重工业、化学工业、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军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都能大规模生产。1931年夏，用国产武器装备的机械化兵团开始建立起来。同年9月，日本已具有了制造重型轰炸机、各种船舰及化学武器的能力。
反观中国，新军的组建始于1895年的天津小站练兵，1902年开始兵制改革，组建常备军，开办军事学堂。1906年，有各类军事学堂36所。辛亥革命前夕，共编练新军11个镇计八九万人。民国初年，开始改革兵制、整顿军队，政府内阁设陆军部、海军部，军队编制“改镇为师”。军力增加到30余个师，连同地方巡营等杂项军队，均120万人左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军，但多为旧军队改编，海军和空军建设则刚刚起步。至抗日战争前，计有陆军182个师，170余万，预备役军人1.7万，海军3个舰队4.15万吨，空军9个大队，战机314架。
由于军事工业落后，中国的武器制造能力低下，至抗日战争前夕，只能制造步枪、轻机枪等轻武器，所有重武器均依赖外购，这就造成中国军队军事装备简陋。
国际环境
随着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世界大国、大国集团和国际组织只要愿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某一国家对其他主权国家的侵略。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且先后加入国际联盟、九国公约组织和非战公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之际，世界大国、大国集团和国际组织居然多采取了“不干涉”的绥靖政策，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放纵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作用。
国际社会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日本本身是一个强国、大国，与其他大国、强国有着盘根错结的经济、政治利益关系。在经济方面，日本与各大国均有较紧密的联系，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政治方面，日本同主要西方国家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相同，对付社会主义苏联是他们的共同战略利益。
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都处在集中精力解决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国内事务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在世界有事之际，相继采取中立政策。
第三，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由大国、强国支配的。而日本本身是一个大国、强国，在相关的国际组织中有着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这样，国际组织就很难做出不利于日本的裁决。
战争起因
根本原因：根据既定国策，日本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确定“征服满蒙”的武装侵略方针。
现实原因：受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面临严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正全力围剿红军，中国的内战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
战争经过
局部抗战
福建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其领导人李杜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中共中央号召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支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的抗日作战，即第一次淞沪会战。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中共产党员约有300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其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八一宣言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一·二九运动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即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全面抗日的到来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36年5月，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
面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屡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后，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
全面抗战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
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7月28日、30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正面战场的展开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
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日军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于蒋介石与这些部队的司令关系恶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参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
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军吸引于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江阴保卫战
江阴保卫战自1937年8月16日拉开序幕开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前后共历时108日。江阴海战是抗日战争中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也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海军战役；长年威震中国海疆的舰队，一部分在烟台自沉，主力则全数沉在江阴，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最重大的损失。
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南京大屠杀
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等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同年9月，日本为夺取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派出10余万陆军展开进攻。国民政府因应组织展开了太原会战，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位于不远的延安。根据9月的国共合作协议，共产党奉命派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115师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防御。
徐州战场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介石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黄河花园口决堤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国民革命军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武汉会战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国民革命军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桂系军队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
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介石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
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日本的作战方针由最早的“三月亡华”，转变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并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伪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中国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除了更为温和的语气外，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
日本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认为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进行劝说，希望蒋介石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
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1938年12月29日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汪精卫不果。这使得汪精卫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30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同时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法国1940年6月22日迅速向德国宣布投降，随后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民兵组织（如中国共产党、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蒋介石“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军不得安宁。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产党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能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
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对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
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1943年11月，
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于是日本于1944年发起了豫湘桂会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
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黄埔将领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
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加之腐败成风、军人素质低下，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这场战争尽管达到了日军的作战的企图。可是，日本人无力去维护“大陆交通线”的畅通，并且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为中国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日本战败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后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加之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阀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
在湖北，3月日本军队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但国民革命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国民革命军抵抗之下，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国民革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未实行。
1945年7月26日，
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苏联红军横扫日本关东军。
在此时，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国民党方面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革命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为日后解放战争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
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战争战役
战争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八年抗战，日本方面315,861人阵亡，502,213人受伤，不包含大量依附日军的中国部队，伪军等。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
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击落飞机约42架，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国际社会认为很夸大）。《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损失共计58万4267人，其中伤29万0467人、亡16万0603人、被俘4万5989人、失踪8万7208人。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而据蒋梦麟的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含国共两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中国军队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
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战争特点
中华民族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进行的抗日战争，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是世界存在着苏联、英美、日德意三大势力和法西斯、反法西斯阵线的影响下进行的，需要审时度势，正确提出反对日本侵略的方针和政策，加强国际上反法西斯阵线的战略配合。
其次，日方强中方弱、日方小中方大、日方退步中方进步、日方失道寡助中方得道多助这些相互矛盾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日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
再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很尖锐，需要正确处理两种矛盾的关系，在敌、我、友三方中保持自己的主动权。
最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由于执行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因而在不同的战略阶段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军民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解放区战场则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另外，抗日战争呈现出一种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有固定战线与无固定战线等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战争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自强不息，开拓创新。抗日战争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
第三，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战争启示
走人民国防的道路是巩固一国之防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最根本的，就是摈弃了那种“皇家国防”、“政府国防”的片面甚至是错误的国防路线，而是走了一条“人民国防”的光明大道。全国人民把抵抗日本侵略者看成是自己的事，看成是与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利益息息相关的大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万众一心，纷纷参战，用人民战争战胜了一时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仅仅靠政府和军队去抗战，为了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去抗战，那么抗日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
只有在“三个代表”的政党的有力领导下，人民的国防之路才能走通
在人民之中的国防能量只是潜在的，亿万民众很难自发地投入国防。而抗日战争中之所以人民能成为现实的主人，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军事的手段一次次粉碎了统治阶级顽固派的阴谋，粉碎了日寇分化中华民族的企图，坚持了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才使抗日战争成为了一场人民战争，一场全民卫国战争。
统一战线是人民国防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形式
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张学良、杨虎城及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建立了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人民群众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最大的敌人，把保卫国家作为共同的目标，携手共进，从而使亿万中华人民的力量得到了汇集。
正确的战略指导对战争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战略指导的正确性。战争是持久还是速决，是打阵地战还是游击战，何时防御何时反攻，这些战略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对战争力量的运用，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入、发展地分析了战略形势后，确定了持久战、山地游击战、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等战争指导原则，使用了许多相应的战法，从而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优势、中国人民的优势，扩大了敌人的弱点，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使战场的力量对比逐步向有利于的方向发展，从而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军。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人民军队是人民国防力量的骨干，是人民抗战力量的标志。是人民武装力量组织的最高形式和重要环节。它不仅具有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而且忠诚于人民；它不仅能担负作战任务，还能帮助人民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战争的重要途径
在根据地宣传群众，减租减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发展生产，建立人民武装；这一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是进行人民战争的重要有效的途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100万平方千米的根据地，动员了1.2亿群众，组织了上百万的军队和数百万民兵，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抗日根据地是人民国防力量的聚集器，是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与敌作战的战场。众多根据地将日军的据点、交通线包围起来，割裂开来，犬牙交错，出现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战场奇观，成为敌人的肉磨子和“滑铁骨”。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会有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格外艰险，牺牲和流血时时威胁着人们。日本侵略者为了慑服中国人民，仅在南京一地，就杀害了中国三十万人民。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俯首甘当亡国奴，而是竭力奋战。蒋介石令几十万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而东北军将士却求战心切，直至以兵变逼蒋抗日。
许多烈士为了保卫祖国，赴汤蹈火，血战沙场。在半型关战斗中对顽抗的日军白刃格斗；在阳明堡战斗中，怀抱一捆手榴弹抓住敌飞机一起在空中爆炸；八女投江决不屈服。这一切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民族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由于各种原因充当了伪军和汉奸，但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而且伪军中的不少人，在抗战力量的政治攻势下很快就觉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伟大的，这是外国侵略者几千年来都不能灭亡中国的根本原因，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国防活动的实践不仅需要人民，而且将锤炼人民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唤醒了人民、教育了人民、锻炼了人民。人民的武装力量与战争同步发展。通过八年抗战，在赶走侵略者的同时，人民军队壮大了，从战争初期的不到5万人发展到战争结束时的120万军队，260万民兵。人民国防力量的壮大是中国国防巩固发展的标志和前提，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中国的国防走出低谷，翻开新页。
国防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与国际社会相协调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主动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协调，互相支持，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如争取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支持，抓住国际上出现的对抗日战争有利时机等等。同时又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战场把百多万日本军牵制住，并给它以重大杀伤和损耗，这是对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以上两者相互促进，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特色。
战争纪念
纪念节日
“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在2014年9月3日当天，中国将首次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七七”抗战纪念日（每年7月7日）：为纪念国耻七七事变的发生而设立。1937年7月7日发生在中国北平的卢沟桥的中日军事冲突，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
“九一八”纪念日（每年9月18日）：为铭记国耻九一八事变而设立。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纪念建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北京市丰台区宛平城内。1985年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立项，北京市承建，1987年7月7日建成并对外开放，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
纪念活动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中国将根据惯例并参照各国作法，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大会、阅兵式、招待会和文艺晚会，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将出席。中方还将邀请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参战国、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领导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出席。此外，这也是中国首次在10月1日国庆节以外的日子举行阅兵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