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传:孙孝恩，丁琪创作的传记类书籍-中文百科频道

简介

本书以珍贵、翔实、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真实地反映了传主这位近代中国大悲剧中的悲剧角色的政治活动、思想发展、宫闱生活及其精神风貌；客观地评述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历史功过。

说到我们对光绪帝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忘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赵矢元教授，是他较早地给予了鼓励与关怀。此传的告成，离不开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具体指导，责任编辑张润生同志又对书稿的关要处做了精心润色。

在撰稿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郭毅生教授热情赐示；黑龙江大学历史系谢景芳副教授代为草拟了l至3章初稿；东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关捷教授，主动提供一些珍贵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董少辉，参与了4、5章的拟稿工作。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邱元猷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编审、新华文摘社张跃铭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士堂副编审和历史研究所冯佐哲副研究员；以及哈师大副校长修朋月、校图书馆馆长夏玉德与副馆长赵克、北方论丛编辑部主编陈世激等，均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关注与协助。

同时，本书亦吸取了近年来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多数已在书中注明)。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意。并向学界友好深深致敬!

黄瓦红墙、宫殿森严的偌大宫廷连日来已陷入一片死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傍晚，当落日余晖已于天际渐渐消退，凛冽的寒气早已充塞了宫廷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弥留数日之后的同治帝终于耗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丝活力，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时年19岁。

抢天呼地的哭号声震宫掖。在一片忙乱之中，大臣摘下帽缨，太监卸下宫灯，一切器物鲜艳的颜色迅速被尽行遮盖。顷刻间，养心殿内外一片玄素。从亲贵到权臣，从太监到宫女，看上去似乎都在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然而，每个人的心中又似乎都在思忖着一件事；同治帝无子，新皇帝将会是谁?

浓浓的夜幕笼罩着紫禁城。高大阴森的保和殿在星空的映衬下俨如一道山岭，寒冷的北风在它的鸱吻和重檐间嘶叫。在这宫殿后身西北墙角下的一排低矮的小屋里却灯火通明，军机大臣们正按西太后的旨意在紧张而又谨慎地忙碌着“国家大事”。

潘祖荫和翁同龢等人再三斟酌：西太后的意思大致是，新君承续为咸丰帝之子，其皇位又是继同治帝而来。按此，在西暖阁会议结束约一个小时之后，一道“懿旨”和一道“遗诏”便匆匆拟定。

然后，诸臣赶往养心殿。“亥正(晚十时——引者)请见面递旨意，太后哭而应之”，与此同时，“戈什爱班奏迎嗣皇帝礼节大略，‘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干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方与后殿成服’。允之。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舆往迎”。

在封建伦理道德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时代，父母对子女的婚有绝对的决定权。说来，历代封建帝王，既然操有对所有臣民的生杀予夺的至高无上权力，对自己后、妃的选择似乎应是为所欲为的。但对光绪帝而言，事情却不那么简单。

西太后一言可以将其立为皇帝，并且在其卵翼下长大成人。尽管作为母亲她并非是亲的，可光绪帝则必须视其为比亲生母亲还要亲。囿有“孝道”，出于敬畏，他在其婚姻问题上亦将是难以自主的。

在西太后看来，她既然能左右光绪帝个人的一切，也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母子”情份和封建“孝道”伦理，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光绪帝选定皇后。这也正是她能名正言顺地公然宣称为光绪帝筹办婚事的原因所在。而且这次为

帝选立后、妃，已再也不会像为同治帝选后、妃那样有人掣肘；此次完全可以随己之意了。至于自己的这种选择是否合于皇帝的意愿，她是绝对不会去考虑的。

在受到重创并蒙辱缔约后，光绪帝力求奋起“自强”固然是可取的。然而屈辱之“和”不仅未给中国带来任何松缓，反而日本统治者通过这场侵略战争给我国造成的深重灾难，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日益加深。

按照《马关条约》的规定，要立即兑现的割台与即将支付的巨额赔款，在清廷便成为光绪帝和所有关心国家前途的廷臣最难下咽的两大苦果。

光绪帝在推行变法新政之前，虽然已从西太后那里得到可“办事”的承诺。但在实际上，到其主持变法维新之后，他依旧处于“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不能完全自主的状态中。

并且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光绪帝在清廷的坚定支持者相继均被西太后除掉：志锐被发遣，文廷式遭革职，继而翁伺龢又被逐出清宫，使原来就十分脆弱的帝党基本瓦解。另外，原在帝、后之间尚能起些缓冲作用的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97年7月24日)死去。

到这时，虽然又有如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变法维新，但他们都是职位较低的文职官员，起不到参与决策的作用。再没有出现像翁同龢那样的人物了。在清廷中枢，已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西太后亲信和顽固官僚。

因此，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中的处境更加孤立。对于这种情况，光绪帝自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在召见康有为时，就流露出惟恐顽臣“掣肘”的苦衷。因而，接受了康有为提出的必须另外“擢用小臣”的建议。

光绪帝在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便接连降渝指出，要“切实图维，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尤须举贤任能”。此后，他又连续颁谕，指令上自京官下至督抚学政，都要迅速推举“通达时务”又“志趣向上者”随时“引见”，以备录用，光绪帝力图通过选拔、任用有志变法维新的人来改变自己被孤立的处境。

又想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以广设学堂、派员出国游学的途径，再于全国造就一批基础力量。然而，封建守旧势力根深蒂固，光绪帝要实现这一愿望谈何容易!所以在事实上，仍然造成以“旧人”“委以新政”的局面。

在清中央，那些手握实权的顽固派大臣，鉴于其统治地位的危机，对于栽植一些外国的皮毛技艺并不是绝然反对的。但是，他们都惟恐变法运动脱缰危及其所谓的“祖制”，因为这是维护他们统治地位的护身符。

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时，西太后即对她的心腹官僚奕劻，刚毅、荣禄等人交了底，并向他们发出了暗示：对光绪帝变法的“要紧处”，要力行“阻之”。

随后，他们便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当变法刚刚起步时，在光绪帝的身边，便设下了层层围扼变法维新的明碉暗堡。至于全国各地的督抚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只有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个别人还有些进取的志向，尚能遵旨进行一些兴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