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官场
由战前的省属课局级官僚，一跃而成为战后的省级次官，立即引起各种党派政治势力的注意，尤其是得到当时的首相自由党总裁吉田茂的赏识。1948年，佐藤在吉田邀请下加入自由党，遂被委以自由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并历任吉田内阁官房长官、邮政大臣、建设大臣，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与池田一起，被公认为吉田茂的左膀右臂、吉田学校的优秀生，为吉田长期执掌日本政治大权立下汗马功劳。
鸠山一郎在战后创建了自由党，并首任该党总裁，后因被占领当局革除公职，将总裁一职让给吉田茂，使吉田继币原重喜朗后担任了首相。鸠山恢复公职后，吉田茂撕毁当初的君子协定，拒绝把大权归还鸠山，激化了自由党内的权利斗争。鸠山一怒之下，于1954年10月从自由党中拉出鸠山派，继而成立民主党，并于当年11月，继吉田之后出任首相。
1955年11月、自由党和民主党实行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吉田茂被鸠山的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下台后拒绝加入自民党。当时，在吉田的得意学生中，只有佐藤忠贞不渝，追随老师当了逍遥派。
鸠山下台后的1957年，佐藤加入自民党，任党内总务会长、选举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1958年，任岸信介内阁大藏大臣，池田内阁通产大臣、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此间，他在党内急剧扩大自己的势力，虽然在池田内阁末期的总裁选举中败北，但已成为自民党内除池田外最有实力的人物。
称霸政坛
时代宠儿
1964年10月，池田首相因病提出辞职。继任首相没有采取以往的由执政党选出总裁，再经国会推选承认的办法，而是经党内各派协商之后，由池田首相提名产生。结果，佐藤的势力得到承认，于1964年11月9日就任首相，组成第一次佐藤内阁，随后又被选为自民党总裁。也许佐藤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上任后，竟连续三次组阁，执政七年八个月之久。
佐藤所以能长期掌握政权，很大程度上得惠于时代的恩赐和机遇。鸠山、岸信介在任时，通过恢复日苏邦交，日本加入联合国以及签订新安保条约，基本解决了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上的最大悬案。池田时代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为继任政府进行统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佐藤尽享了历届政府的成果，在国内外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得以维持长期政权。佐藤上任不久，自民党内最大派别的领袖和总裁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池田勇人等相继死去，客观上进一步突出了佐藤的主导地位，而极大的削弱了党内的反抗势力。如此等等，佐藤的确是时代的幸运儿。
人事金钱
但是，只靠幸运，还不足与维持长期统治。佐藤的政治秘诀，是善于见机行事，长于“人事和金钱”。佐藤上任时，鉴于本派势力不够强大，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的让位条件，几乎原封不动的保留了前内阁所有成员，还声称继承前内阁的既定方针。因此，佐藤内阁成立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几乎看不出新内阁有哪些特色，因而被称为“幻影内阁。”
但是，佐藤并不是那种政治上得过且过的人。随着统治基础的加强，他开始动手改组政府和党内人事，其中对内阁的大幅度改组，前后共达八次之多。他把频繁调整党政人事，作为有效控制党内派系势力消长的筹码，并在确保本派势力优势前提下，使其他派系都从属于自己。
此外，由于经常更换内阁成员，使佐藤一再摆脱政权危机。在他执政间，先后有五位内阁成员因疑案、失言等事件受到社会谴责和国会弹劾，但因佐藤行事罢免权，总是不等大火烧到自己身上，便使事态平息，象“蜥蜴断尾巴”一样，一次次脱离险境。“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的操纵政权，多得助于他布下的庞大情报网。
有人说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以至于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在野党内，“只要发生象一根针落地那样的声响，他马上就会听到。”此外，佐藤一向沉默寡言，内心的想法从来密不授人，每次人事变动，常令对手猝不及防，从而增加了这种“政权操纵法”的有效性。
掌握充足的整治资金，是维持长期政权的又一秘诀。佐藤本人有超群的聚财能力，办法之一是通过身边的助手的亲信，与财届人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各种名义，定期和不定期的与财界人士聚会，如长荣会、心道会、三水会、月一会、旧制五高同窗会、首相周围亲戚会等，参加者不外是财界各方面的实力人物。
佐藤在任的1965年，自民党收到的政治献金达48亿日元，相当于池田在任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创历史记录。由于有如此充裕的资金，使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处于主动地位，金钱的力量转化为政权的力量。
经济奇迹
池田执政时，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度增长。但在佐藤接任时，经济景气有所变冷。表现在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和民间投资者增加的同时，企业收益明显下降，国名生产增长速度减慢，即所谓“宏观景气，微观萧条。”另一方面，一般群众急切希望政府在抑制物价上涨，加强社会保障及保护中小企业方面采取对策。
佐藤最关心的当然是经济增长速度。当时在政府内部，围绕着如何刺激景气，出现了日本银行主张的金融缓和论和大藏省坚持的金融紧缩论两种对立路线。佐藤采纳了日银的意见，在1965年1月至6月间，三次降低公定利率。结果表明，单纯靠调整金融政策的方法，已不能收到刺激经济高度景气的预期效果。
1965年6月，佐藤起用福田纠夫为藏相。福田大胆采用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国债发行和大幅度减税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预算中，发行了2590亿日元赤字国债，增加财政支出2100亿日元，以加强住宅、国营铁道和电气公司建设。在1966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又发行国债7300亿日元，实行减税3069亿日元。
福田称上述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日本进入“财政新时代。”佐藤内阁的这一财政政策，果然收到明显效果。从1966年起，趋于消沉的日本经济，出现了堪于池田时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长”，1966年至1970年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由1026亿美元增长到1977亿美元，实现了年均11.7%的实际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也由1966年时的第五位，一跃而成1968年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超过西德，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