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
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天启后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随着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威胁到了当时在统治地位的古来氏贵族。古来氏贵族就开始阻挠默罕默德的传教，甚至迫害穆斯林，615年7月为了免遭古来氏的迫害，就有一批穆斯林迁徙到了比西尼亚，穆罕默德继续在麦加传教，但情况越来越糟，最终在622年，先知决定率领穆斯林迁往叶斯里卜（Yathrib,即后来的麦地那）。
当古来氏得知穆罕默德要离开麦加时，就决定杀死穆罕默德。在穆罕默德悄悄地离开了麦加之后，古来氏贵族派兵追赶穆罕默德。传说此时穆罕默德和艾卜·伯克尔正藏身于苏尔山的一个山洞中，当追兵赶到洞口时，发现有蜘蛛在结网，里面还有一只野鸽在孵蛋，所以认为洞里不可能藏人，便离开了。穆罕默德在山洞里隐藏了三天三夜，后于622年9月24日（伊历元年3月16日）进入叶斯里卜。
在此之后人们把叶斯里卜称为“光明的麦地那”，把麦地那的穆斯林称为“辅士”，把从麦加迁移来的穆斯林叫做“迁士”。
在历经约三个月的时间，穆罕默德被迫率领穆斯林信徒，分批由麦加迁徙到相距400公里的麦地那，继续传教事业，并创建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政教合一的政权），确立了在当地的统治地位，最后又胜利返回麦加，相继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各部落。穆罕默德的这次迁徙活动被称为“伊吉拉特”，标志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即以宣传教义阶段过渡到组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阶段。
原本意义
这场被称为“伊吉拉特”的迁徙活动，是在默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被迫害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被迫出走的，是穆斯林有组织、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形式，它是在伊斯兰教遭受挤压、穆斯林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为保全实力、传播宗教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虽然是伊斯兰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并不是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的必须义务。默罕默德曾有“圣训”曰：“光复麦加后迁徙不再是必须的”。迁徙的过程中，默罕默德及其信徒与不同民族、部落、宗教间和平相处，也为日后重返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基础。
“伊吉拉特”源于伊斯兰教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率领信徒由麦加出走麦地那，从而发展和壮大了实力，为最终光复麦加奠定了基础。这一事件被后世的极端主义者篡改后加以利用。
歪曲变种
中国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是中国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便一直跟踪研究国际上恐怖活动的成因、特点、规律以及重大反恐活动。
杨恕介绍，境外恐怖组织在加紧向中国境内渗透的过程中，均以宗教名义自我包装。“伊吉拉特”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不是教义规定，更不是充斥暴力。穆罕默德留下“圣训”：“光复麦加后迁徙不再是必须的。”十分重要的是，“迁徙”到麦地那的穆斯林群众与当地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族群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与基督教、犹太教在信仰上实现了相互尊重、和谐共存，这次“迁徙”事件成为伊斯兰教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后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将“迁徙”和“圣战”进行捆绑，作出歪曲和极端化解释，成为当前暴力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根源。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阿布都瓦依提•赛迪瓦卡斯说，“伊斯兰教义中，先知从来没有主张和提倡暴力。恐怖组织宣扬的那套极端思想，本身就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侮辱。”
“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是当今世界性的灾难，包括伊斯兰国家人民在内的全人类都对此强烈谴责。”阿布都瓦依提•赛迪瓦卡斯说。
三次浪潮
当代“变种”了的“伊吉拉特”源于穆斯林兄弟会，并逐渐从埃及传播到世界各地。它的传播，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埃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迁徙圣战”行动。埃及是二战后最早产生宗教极端组织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埃及极端宗教组织“迁徙圣战”组织陆续传播到世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是“赎罪与迁徙组织”（又称“伊斯兰组织”），其自称“穆斯林社团”，“伊斯兰圣战组织”、“圣战组织”均为其分支，创始人是舒克里·艾哈迈德·穆斯塔法（全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史上重要人物）。穆斯塔法认为，埃及社会是一个腐败、污秽的地方，真正的信教者不能在生活在这些“异教徒”当中，必须离开这里，是自己净化，最后通过“圣战”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该组织的渗透活动，引起了埃及政府的高度警惕，其成员不断被捕，穆斯塔法等骨干成员被判处死刑。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由于在战争中惨遭失败，埃及国内各种矛盾不断加深。在全民族深刻反思战败原因的背景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勃兴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就自然形成。
第二次浪潮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前苏联侵占阿富汗战争中的“迁徙圣战”行动。1972年12月，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为遏制苏联，美国唆使埃及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其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抵抗前苏联占领的“迁徙圣战”。同时，埃及、沙特等国或为“迁徙圣战”者大开方便之门，或为其提供资金、武器，各国“圣战”分子纷纷聚集阿富汗，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的“迁徙圣战”浪潮。最为典型的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20世纪70年代，由埃及“迁徙”到阿富汗的“圣战者”，在90年代又把“迁徙圣战”输回埃及，造成埃及爆恐事件在一段时期内异常频发。
第三次浪潮是伊斯兰极端势力“迁徙圣战”的全球化。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迁徙圣战使命”终结，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迁徙圣战”者明显表露了冷淡，促使这些极端分子最终放弃阿富汗而“迁徙”到世界各地。中亚国家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战争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1996年后，塔利班逐渐控制阿富汗局势时期以及“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又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迁徙圣战”的“天堂”。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再次为极端主义传播提供了土壤。“基地”组织三号人物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在阿富汗遭受重创，“迁徙”至伊拉克大肆实施恐怖活动。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已经成为全球伊斯兰极端分子“迁徙圣战”的又一战场。当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的伊斯兰国（简称：IS），也是这一组织的衍生物，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不断加入这些恐怖组织，除了来自也门、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等穆斯林国家，更有不少人来自欧美等西方国家。
三种分类
从事“伊吉拉特”活动的人员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一部分“迁徙”至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人员，加入“东伊运”、“IS”等恐怖组织，接受恐怖训练、实战培训，并由其派遣返回境内实施暴恐破坏活动；二是由于“迁徙”出境困难，一部分分受“圣战殉教进天堂”蛊惑的人员就地“圣战”制造暴力恐怖案件。2014年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就是在接受“伊吉拉特”思想蛊惑后，多次在云南、广东等地寻找出境通道未果，遂选择在昆明火车站就地实施“圣战”造成31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三是已接受“伊吉拉特”思想洗脑的人员，这一群体思想极端，“圣战”宣传极易得到响应和共鸣，并在短时间内从事暴恐活动，潜在威胁十分突出。
危害与措施
宗教极端势力成为国际公害，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近年来，受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和蛊惑，各国均有极端分子赴叙利亚、伊拉克等国进行“圣战”，并有回流国内实施暴恐犯罪的迹象。
根据欧盟刑警组织2014年6月公布的数据，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其中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人数占相当大的比例。
在我国，借“伊吉拉特”之名，非法出境和参与暴恐犯罪，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介绍，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阻止本国的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出国参加暴恐活动。法国通过反恐法案，对涉嫌出国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吊销护照、没收身份证件。英国新反恐法规定相关部门有权没收可能前往恐怖活动敏感国家的潜在极端分子的护照并要求其搬离原住地。
“第二种措施是阻止已经出去的人员回国，防止这些人回流后在国内组织发动暴恐袭击。”李伟说。英国立法规定，政府可对英籍赴中东地区参战人员采取发布“临时驱逐令”等管制措施，对已回流人员可采取一定人身限制措施并强令其报告出行计划。
李伟介绍，国际社会将传播极端思想也纳入到法律监管的范围。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反恐法进行修改。意大利在刑法层面引入新罪，规定幕后进行宣传、教唆、招募活动构成犯罪，被“哈里发”和“伊斯兰国”吸引、意欲加入恐怖组织或越境前往战斗地区亦构成犯罪。
各国严厉打击招募人员赴叙利亚参战的组织和个人，并以策划恐怖主义活动罪名逮捕、控告赴叙参战人员。
欧盟鼓励成员国加强对极端分子的追踪和控制。法国在“准圣战分子”尚未离境或抵达叙利亚之前就实施逮捕，英国在嫌疑人尚未行动之前就控告其实施恐怖活动。澳大利亚反恐法禁止公民无正当理由前往恐怖组织活跃的热点地区，违者最高可判10年监禁。
加大反恐力度，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各国除了完善反恐法律体系，还采取各种措施“去极端化”。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极端势力和跨国恐怖犯罪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