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曹魏甘露三年（258年）大人拓跋力微徙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鲜卑召集诸部，确立了在部落中的大酋长地位。力微卒，诸部离叛。晋元康五年（295年）力微子禄官统部，分国人为中、东、西三部，自领东部。以后数传至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曾为质子在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生活多年，深受汉文化影响。咸康四年（338年）即代王位，置百官，制法律，由部落联盟最终转变为国家形式。代建国三年（340年）定都云中盛乐宫，后又在故城南筑盛乐新城，发展农业。建国三十九年（376年）前秦苻坚发兵击代。什翼犍兵败奔逃后被杀。代亡。
周代诸侯国，故地在今河北蔚县，始封之君不详。公元前475年赵襄子使人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
复国
此时塞北正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情况，分别是刘库仁部刘卫辰部以及贺兰部。而其中刘卫辰部为拓跋代国的世仇，两方势同水火。
刘库仁部这个时候的首领为本来就和拓跋珪间隙非常的刘显，假如拓跋珪此时复国，想要两者和平共处，那也是及其困难的事情。贺讷在这个时候让拓跋珪，用意不可以不说是相当的阴险了。
但是，尽管机心非常，在表面上的功夫还是要做足的。在应对染干上门争问为什么要让拓跋珪得偿所愿的时候，他到底还是装成一个好人样，说出了一席掷地有声的话语来，“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常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魏书.列传第七十一》。
于是，在公元386年，在贺兰部等部族的支持下，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呼和浩特市东南）召开了部落大会，正式宣布复国。而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87年，拓跋珪将新生的代国的国都迁到了故都盛乐。
尽管名义上复国成功，拓跋珪和贺讷之间的表面往来依旧和和气气。但是，正如世界上并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以贺讷染干为首的贺兰部和新生的代国之间关系实在已经是伤痕累累。而等到一根必定要到来的羽毛加上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关系终于宣告破裂了。而这个羽毛，则是来自刘库仁部的奴真。
奴真其人，本是代国时期臣属拓跋部的一个小部落的王子。在代国崩溃之后，他带领族人投靠了刘库仁部。但这个人对于代国可以说是相当的怀有好感也和童年时期的拓跋珪相处颇为友善，因此，在野心极大的刘显继承了刘库仁部之后，他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听说代国的直系继承人拓跋珪因为刘显所逼出奔贺兰部之后，他马上带领族人全族远徙，投靠正在不断的招揽故代国旧臣的拓跋珪。
但是，当到了贺兰部之后，奴真却发现此时的情况有相当的变化。打算投靠的拓跋珪，此时业已在名义上离开了贺兰部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新代国不算，在贺兰部中，却赫然有着在代国崩溃时期失散的兄长犍和去斤。这就让奴真的部落发生了分裂，其中一派主张继续由奴真来管理部落，而另外一派则主张应该长兄为先，犍统领部落更为妥当。
发生在奴真部落中的冲突，看似是一个小部落的继承权的争夺问题，可实际上却涉及到了拓跋珪和贺兰部之间的利益关系。事实上，尽管在投奔贺兰部之后，拓跋珪利用贺兰部的资源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成功的复国，但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小心应付来自贺讷方面的责难。虽然名义上复国成功，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在经历了刘显一事之后的拓跋珪在人情世故上进步的已是太多。
于是，尽管奴真本人并不情愿，但是在拓跋珪的示意下，在保留了本部落和新代国的臣属关系的前提下，他还是拱手交出了部落的统治权。而拓跋珪和贺兰部基于自己的利益的直接交锋，也以拓跋珪的暂时退让进入到了下一回合。
在得到了部落的统治权这么一个大蛋糕的情况下，自代国崩溃以来就一直失意的犍却得意忘形了起来。考虑到这么几年一直在贺兰部的庇护下生活，他特别打造了一匹金马，并让去斤送给贺讷。去斤和犍送礼给贺讷，这在道义和人情上都还说的过去，可糟糕的地方就在于，去斤在回来的时候，却正好撞上了心有所图的染干。两人一阵叙旧后，染干直奔主题，他明确的要求去斤和犍脱离代国的附属臣服自己。
等到去斤回到部落之后，他马上请求犍召开部族会议商讨是否放弃和拓跋珪的关系而倒向贺兰部的问题。这就掀起了涛天大浪。在会议上，奴真勃然大怒。“父为国家附臣，世效忠贞。我志全名节，是故推让。今汝等无状，乃欲叛主怀贰。”《魏书.列传第十一》，他的话说的甚是冠冕堂皇，可他的心理，其实也不难猜到，一直就和拓跋珪关系密切的奴真，如果部落投靠了贺兰部落的话，作为部落前领袖的他的处境势必更为尴尬，这由如何是他所能忍受的。而更进一步的，在这个不欢而散的会议之后，奴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乘着两人刚回部落，尚且羽翼未丰的当口，以此为借口，将两人处死。
奴真枉杀其兄，这个消息传到了染干的耳朵后，这个贺兰部的重要人物对此的反应自然是异常的震怒。他马上带足了人手，前去代国处，打算擒杀此时已经率部投奔了拓跋珪的奴真。他以为拓跋珪必不敢公然的包庇凶手，因此人手也没有带上很多。但是，这次染干却再度失算了。在听闻事情的整体经过之后，拓跋珪已是意识到也无法再坚持和贺兰部保持微妙关系的立场了。而在染干出兵的消息传来之后，拓跋珪更是尽起新生代国的全部兵力，和染干对峙了起来。这就让染干大惊失色，在明摆着实力相差太大的情况下，染干无法可想，只得愤然离去。
奴真事件，给新生代国和贺兰部带来的打击都是异常的严重。与新生的代国而言，日后的日子无疑要艰难了许多，而与贺兰部而言，虽然这个恶果并没有很快的到来，但是，距离整个部族被彻底的消亡的日子，也并不是太遥远了。
两次谋反
代国是帝国最北方的诸侯国，甚至比燕国还要靠北。代国都城是平城（现在的大同），其地方北到大漠，南到雁门关，西到黄河，东与燕国接壤，境内有恒山、五台山之险，地方大约五百里，与匈奴非常接近，所谓“天下用武之地”是也。代国一向是“胡汉杂居”，人民剽悍尚武，盛产优秀的士兵，也不缺乏马匹，而且因为地处塞外（雁门关已经算是“边塞”了），自然环境恶劣，一直有向南扩张的野心，而且也曾经付诸实施——代国在帝国历史上，曾经两次谋反，一次是在章帝时期跟匈奴人合谋攻击雁门关，被朝廷任命的代国相国发觉，代王只好乔装打扮逃往匈奴，后来就死在匈奴。此次谋反败露后，章帝一度打算撤消代国，但丞相说：“代国是防御匈奴的第一道屏障，现在朝廷并无良将，还是分封给皇上的爱子比较好。”于是重新建立代国，封章帝的第四子为代王。
章帝是个慈父，本来不愿意把爱子封到塞北，分封之后又害怕自己的儿子在塞北受苦，因此干脆下令将雁门关以南、井径关以北的大片肥沃土地，都划归代国管理，代王以太原为都城，这下等于是把并州（今天的山西）的大部分土地都拨给代王了。代国的武装力量本来就很强大，现在又得到物产丰富的太原郡，国王又是天子的爱子，反而更助长了谋反之心。章帝一死，太子即位是为宣帝，代王就日夜筹划谋反，说什么“孤率胡骑三万，西渡黄河，入京师取天下，易如反掌耳”，事情传到宣帝耳朵里，宣帝怒不可遏，但又不好发作，就在太原以南的河东、河内、上党三郡和黄河以西的上郡部署重兵，任命经验丰富的老将做郡太守，自己还两次巡视河东，带着浩荡的禁军士卒在代王眼皮底下耀武扬威，因此代王终身都没敢谋反，竟然得以善终，谥号“代平王”。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平王之孙即位，年轻气盛，趁宣帝病重之机，举兵谋反，想完成他祖父未竟的大业。宣帝虽然风烛残年躺在病床上，还是比乳臭未干的代王高明多了，听说代王谋反，当即调兵遣将，不过两个月，代王的头颅就被高高悬挂在了太原城上。事后宣帝恨恨地说：“代地是靠近胡人的地方，民众都是人面兽心，不堪教化，一旦立王，三代之内必反！只有派大军镇抚，用强弓硬弩让他们听话。”
宣帝不久即驾崩，继位的惠帝考虑到代地边远难制，还是分封了自己的幼子为代王。但过了不久，发生了济北王谋反事件，济北王和王后、太子都被处死，惠帝觉得代地荒凉“非人所居”，就把自己最爱的小儿子从代王改封为济北王，虽然地方小了不少，但待遇却高了不少。代地从此划归朝廷管辖，经过了惠帝、武帝两朝近六十年，到了武帝末年，匈奴势力逐渐衰退，代地的军事危险也降低了，武帝才想到再次分封代王。但是，派谁去当这个代王呢？武帝有三个儿子已经封王，而且都封在中原膏腴之地，谁愿意跑到塞北去被风吹日晒？只有两个儿子尚未成年，还没有封地，但武帝更不忍心把他们封到代国去。最后在皇族远亲里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和武帝亲缘非常疏远、甚至根本不是太祖皇帝后代的皇室子弟——富陵侯，也就是后来的代安王。富陵侯的祖先是太祖皇帝的从子（兄弟的儿子），被封为长沙文王，在开国初期诸侯中是“最疏远之属”，太祖以后的历代皇帝甚至压根没把这一支当亲戚看。
灵帝长沙
长沙王一家自知亲属疏远，地方也很偏僻，因此谨慎自守，倒也平安了七十多年，一直传到第四代长沙王，因为在朝觐天子时稍有不慎，被人扣上“不敬”的帽子，因罪除国，改封富陵侯，地位一落千丈。到了武帝时期，已经过去一百年之久，大家差不多都把这支皇族给忘了。武帝在这个时候把富陵侯（第五代）推出来，假惺惺地说是“长沙文王功德甚高，宗室之老人也，为何竟无后？今封其后于代，奉长沙文王祭祀”，实际上是让长沙文王的后代去戍边，和平时期修整篱笆，战争时期就第一个当炮灰。然而代国毕竟兵力强盛，武帝害怕这个“疏远之属”又起来造反，于是大大缩小代国的领地，太原、雁门这些重镇全部收回，太行山以东的土地也全部划归燕国，代国只留下五台山、恒山之内的土地，南受制于朝廷，东受制于燕国，实力大大削弱。
就是这样一个代国，几代人一直休养生息，等待着时机……经过武帝、明帝两朝的韬光养晦，朝廷对代国的防范日益松懈，代国的生存空间也大了起来。到了灵帝时期，匈奴势力逐渐又强大起来，此时的第三代代王不仅不跟匈奴硬碰硬，反而还“卑词以事匈奴”，并大力促进匈奴与中原的茶马贸易，成为东方匈奴部落的首席代理商，从中大赚一笔，也从匈奴捞到了许多良马以及作战技术。此时匈奴虽然有所恢复，但内部仍然分裂成几支，而且面临着鲜卑人的威胁，如果代王真的谋反，肯定会获得匈奴的强有力支持。
其实，从灵帝正平八年开始，就不断有人揭发代王谋反的事情。从一介小民到御史中丞这样的大官，都曾劝灵帝“早除代王”。根据皇室档案，当时对代王的举报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代王与匈奴勾搭不清，经常私自接待匈奴使节，甚至曾亲自在方山（在平城以北约一百里）与匈奴左贤王会谈，按照朝廷法律，这是“谋叛”之罪，当腰斩；第二，代王私自开设边贸集市，将粮食、砖茶、木材乃至盐铁等“重要战略物资”卖给匈奴，而这些“战略物资”都是中原商人运送到代国去的，代王坐地抽税，赚的盆满钵满，丝毫不请示朝廷，胆子也太大了！第三，代王用中原的物产向匈奴换来良马累计四万多匹，其中有公有母，填满了十多个马场，这样下去十年之内就可以繁衍出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匹良马，足以装备一支大军，这不是谋反又是干什么？第四，代王“志向不凡”，常常招揽一些相术阴阳之士，问他们自己是否有“天子相”，还经常微服巡行乡间，任命山野无赖之徒为官，蓄养大批食客死士，这分明就是谋反的前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