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于建嵘,男,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至2003年底;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着述。 2010年12月,被30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戴旭、郭亦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1]
    中文名:于建嵘 外文名: 别名: 籍贯:湖南衡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962年9月 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毕业院校: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代表作品:《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

个人履历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着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简介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至2003年底;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着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2010年12月,经30万网民自发投票,与戴旭、易宪容、郎咸平、曹建海、郭亦平、时寒冰、张宏良、孙锡良,被确认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他们被广大网民称为“中国底层民意的真实代表”、“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国最有良心的一批文人” 。

2010年获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布道之魅。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人物经历

成长经历

生于1962年的于建嵘,童年时代的经历,一直被一场连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左右。原本是共产党游击队员的父亲,在“文革”伊始突然变成了国民党游击队的匪兵。父亲被关,而母亲、姐姐和于建嵘也成为了没有户口的黑户。

没有户口,他们在城市根本没有容身之地,1967年全家回到湖南永州家乡,也遭乡亲白眼,冬天时家里的棉被被偷走,永州待不下去,母亲又带着孩子们流浪回了城里。

8岁时,父亲的朋友帮忙将小于建嵘安排到一所小学的旁听名额。于建嵘穿上最好的衣服---用染黑的麻布包改装成的衣服,高高兴兴去上学了。岂料,上班第一天就被女班长发现:“他是黑人,怎么可以来我们班上课?”

女班长下令同学将小于建嵘拖出去,他抱着桌子不肯走,拉扯中黑麻布衣被撕烂。他被拖到学校后面,被佯装经过的父亲发现了。那一次,于建嵘生平唯一一次看到父亲留下眼泪,自此,他坚持不进小学。

学术生涯

1979年,于建嵘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上了成功的商业诉讼律师。

1990年初,才30出头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万元(中国城市人口当时一般月薪才百多元)。意气风发的他买了部日本进口车,一台手提电话,到全国去寻访人生的意义,最终遇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开始了学术生涯,去寻找苦难的原因,并且利用学者的身份发表评论以引起社会关注。尽管早已衣食无忧,到手的富贵荣华更曾潇洒抛去,但是于建嵘心中,童年苦难的根源却是他挥之不去的思索命题。因为那番遭遇,他看到自己与最底层的农民、矿工、访民的命运是相连的。

于建嵘做的学问总是接触社会人士的不幸,他生活中却十分风趣。朋友称他做“侃爷”,对学生、同事,或是宋庄的农民、餐馆服务员,他见到什么人都爱与对方闲聊,而且常说些俏皮话把人逗乐。底层学问,外人看来是苦苦的追寻,但诚实面对自己命运而后得到的内心安适,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2013年9月15日上午,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从北京出发,奔赴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纳具村任村主任助理,指导乡村建设。他的行动,在网络上引来很多赞扬和祝福。

人物成就

个人着作

主要着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作品介绍

1,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

2,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

3,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4,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

5,于建嵘李连江:县政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合着)

6,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

7,信访制度改革与宪政建设——围绕《信访条例》修改的争论

8,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

9,20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10,清代与民国保甲体制的比较

11,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

12,乡镇自治:根据和路径——以20世纪乡镇体制变迁为视野

13,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

14,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

15,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三)

16,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二)

17,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一)

18,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权?

19,村组干部话说“三农问题”

20,民主制度与中国乡土社会

21,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

22,乡村自治: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23,人民公社的权力结构和乡村秩序

24,近代中国地方权力结构的变迁

25,中国农村政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6,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对湘南40个“失控村”的调查

27,失范的契约:形式民主下的枷锁

28,乡村选举:利益结构和习惯演进——岳村与南村的比较

29,在农民反抗的背后——湖南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分析

30,如何破除山西省长们的宿命

31,超越“省管县”,县政自治才是治本策

32,对一封来信的两点回答

33,侵犯信访公民合法权利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34,治乱与治吏

35,土地流转要遵循自愿有偿原则

36,如何走出施政和维权的暴力困境?

37,改革与法治及解释权

38,谁在承受截访的成本?

39,再论社会泄愤事件:瓮安事件的反思

40,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

41,转型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

42,于都事件——共产党县级政权第一个集体腐败案

43,“全民低保”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鳚

44,让劳动者有能力保护自己

45,学者和庸医及农民的鲜血

46,农民土地维权抗争的调查

47,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

48,启蒙与知识精英的话语霸权——来自田野的思考

49,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

50,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

51,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

52,建东书房记

53,要重新认识农民和解放农民

54,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片段)

55,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

56,村民话说“三农问题”

57,县乡领导话说“三农问题”

58,学者话说“三农问题”

59,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

60,解读和谐社会问题和对策

61,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我的梦想

62,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

63,解决利益冲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64,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

65,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

66,转型中国的社会冲突67,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秩序重建

68,中国信访制度批判

69,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

70,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解读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

71,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

72,社会危机治理暨公民社会转型论坛纪要

73,于建嵘单光鼐:群体性事件应对与社会和谐(合着)

74,于建嵘对话毛里和子:政治发展:东亚经验和中国特色

75,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与家庭教会人士的对话

76,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

77,于建嵘对话蔡永飞:呼唤县级地方立法权

78,解决中国农民问题需要新思维——于建嵘答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问

79,于建嵘对话陈志武:把土地还给农民

80,于建嵘对话斯科特:底层政治与社会稳定

81,乡村政治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82,农民维权重心出现重大变化

83,于建嵘:当前中国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吗?——2009年2月9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

84,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概述图片)

风云人物

2010年12月,经30万网民自发投票,与戴旭、易宪容、郎咸平、曹建海、郭亦平、时寒冰、张宏良、孙锡良,被确认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2010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他们被广大网民称为“中国底层民意的真实代表”、“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国最有良心的一批文人”。

2011年10月,他们九人再次被40多万网民推举为“中国底层九大意见领袖”。

2011年12月,由腾迅网新闻频道一篇《说公知论公知,谁是公知》的文章引发了网络大讨论,千万网民参与。绝大多数网民认为公知评选过滥,公知几乎成了贬义词。但绝大多数网民认可“九大风云人物”这次评选,认可包括于建嵘在内的九大风云人物接近“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

2010年获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布道之魅。

主要事迹

拆迁语录

微博曝光书记惊人言论

于教授在其微博中说:“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他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面影响了。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他感到后悔(请我来)。我告诉他,我只讲我自己想说的话。”

这段博文,很快被转发超过2000次,评论超过1600条,再度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网友“欲罢不能”认为,县委书记的这句话还真不好反驳。吃财政饭的人,碗里装的都是底层百姓的血汗。于教授和书记的区别在于,一个替底层说话,一个去底层收刮。有网友指出,一个书记这样认为可能是个人意识,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地方官员就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平常君”表示,这句话必须当选年度官员语录。网友们更深刻地谈论到拆迁问题,网友“天人姜86”剖析说,对待那些个所谓的个别拆迁户,是不是100人当中,(假设)有99个都选择吃蛋糕的时候,剩下的那1个亦不得不吃?不吃就是罪过?“老大franklin”指出,拆迁不是罪过,强拆才是罪过,带有威胁性质的拆迁才是罪过,毫无逻辑的“就得拆”才是罪过。

“拆迁拆走民心”

于教授昨晚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微博中提到的讲课,是他应邀给当地的700多名党员干部进行有关“社会稳定”、“强拆”和“征地”等主题的演讲。据了解,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江西抚州市曾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当时他拒绝了。这次应邀而去,他没有想到,该县官员又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样讲课和呼吁,比起媒体的批评,官员们更能听得进去,接受度更高。

于教授认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要拆迁,也要有公平公正的司法来解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

县委书记语录续

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口曝雷语:“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被知名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微博上曝光。于建嵘还在微博中透露,陈晓平曾在讲话稿中说,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讲话稿中的详细内容,许多网友表示强烈关注却无从知晓。

批判上访者

概述

一组由学者通过微博发布的照片,令四川宜宾市政府陷入尴尬。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3天前(23日),他通过自己的微博公开了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并引来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在微博中,他引用《信访条例》提出质询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在浦东干部学院的课堂上,于建嵘更向200馀听课的各地党政干部公开放映了一段录像资料,引发强烈反响。这段录像显示,宜宾市数名上访人员在市政府院内遭到粗暴对待。于建嵘由此再次呼吁重新定位信访制度。

网络公开

于建嵘2010年10月23日在微博公开前述照片时还介绍了事件背景:“这是一位地方领导传给我的一组照片。说的是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下食堂村群众,对代金券不满引发的群访事件。”

24日这条微博在被转发上千次后被删除。昨天下午,于建嵘在上海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宜宾上访者遭殴打事件经网络曝光后,宜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封锁消息”,并对“泄密者”展开了追查。

24日,于建嵘再次发布了3条微博,并引用有关法律条文,对该事件曝光前后宜宾方面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

“宜宾的执政者在紧张什么?有消息表明,自昨日在网上公布宜宾粗暴对待上访群众的照片后,宜宾执政者和有关方面,就不停地删帖,追查消息来源,或找有关网站公关,却没有决定查处殴打访民的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

他还援引了《宪法》和《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其中《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信访条例》第三条中有这样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反响强烈

信访制度亟待完善

昨日,于建嵘在浦东干部学院授课的主题是“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台下听课的党政干部来自广东、上海等全国多个省市,共计200馀人。据于建嵘介绍,听课的党政干部中亦有来自信访局与维稳办的官员。

在课堂上,于建嵘向听课的党政干部们播放了宜宾事件的视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很震撼”。在他步出会堂的途中,有多名听课的官员先后追上来与他交流此事。某地的一名信访官员说,他们那里也发生一些类似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不能打老百姓。这名官员同时表达了无奈:的信访工作难做,制度问题亟待解决。于建嵘称,他当即告诉这名官员:所以国家应该把信访制度重新定位。

此前,于建嵘曾对媒体表示,应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国家的宪政建设和长治久安的角度重新定位信访的改革方向,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

事件起因

征地补偿款变代金券

于建嵘向早报记者简要介绍了“宜宾粗暴对待上访群众”的过程。他说,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宜宾市宜宾县喜捷镇红楼梦村(原称下食堂村)以征地代金券“代替”400馀万元补偿款(此事曾经媒体广泛报道)。

于建嵘称,红楼梦村20馀位村民因400馀万元征地补偿款被换成代金券,集体到市政府上访。不料,有关部门动用警力追截,一些访民在市政府大院内遭到粗暴对待。于建嵘说,来自宜宾的消息称,“被抓和被打的群众不少于10人。”

昨晚8时,于建嵘在虹桥机场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甚至当众挥舞着自己的胳膊与双脚来演示事件中打人的情节。视频中的一个情节他记忆深刻:两名执法人员将一名访民架起,反扣双手,“这个时候,依旧有人抬腿踢他”。

于建嵘说,他曾应宜宾市委党校邀请为当地党政干部作题为“群体性事件与信访制度改革”的讲座。“我为宜宾出现这样粗暴对待上访群众的事件感到愤怒、难过和自责。”于建嵘24日在微博上说。

线索来源

当地“有正义感的干部”

于建嵘告诉早报记者,这份照片及录像资料,来自宜宾当地一名听过他讲课的“有正义感的干部”。出于对信源的保护,于建嵘拒绝透露该人士的身份及联系方式。

于建嵘说,这名干部因为对“粗暴对待上访群众实在看不下去”,拍摄了这些资料。事后,特地将资料送交到了自己手中。

于建嵘引述前述宜宾官员的话说,“公安部门在现时代确实扮演着难演的角色,但再难演,上访群众再有错,也不该粗暴对待他们。”

于建嵘称,这几天,宜宾方面试图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系接触,都被他拒绝了。而他获得的最新信息是,宜宾网管中心昨天发布舆情通报称:“今晨发现5张市政府楼上拍摄的相片,已报经省网管中心删掉。”

昨天下午,早报记者就此事件分别致电宜宾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检察院化解信访矛盾的联络点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信访办。宜宾市检察院相关工作人员称,他们没接到上访者的有关举报,对事件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四川信访办工作人员表示,既未接到上访举报,也“不知道”这件事;而宜宾市委办公室的电话,则一直无人接听。

给官员讲政治

概述

换了头些年,于建嵘说什么也不情愿给领导干部们讲课。身为社科院农村问题的专家,他和许多同事一样,觉得效果不佳。倒不如埋头做他的学问,多走访几个乡村,多接待几个上访的兄弟姐妹来得实在。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拐弯,是在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那次课程安排纯属偶然,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题。当面对几十名省部级高官,一桩桩摆出杨佳、邓玉娇、瓮安、石首和上访村的时候,于建嵘感到听众的情绪明显不一样了。下课了,高官们呼啦一圈围上来,争论汹汹。

又一次,浦东干部学院请于建嵘给基层干部讲课。事关群体性事件、拆迁和信访一票否决,六十多个县委书记显然更有切肤之痛,中途3次全体起立鼓掌,这自发而持久的掌声让浦东干部学院的老师也惊讶了。

过去,于建嵘常常得到“喜欢到处乱讲话”、“脑子里少根筋”的评语。

2004年起,他主张弱化乃至撤销信访制度,他在调查报告里说,在当时“信访形势一片大好”的舆论中说,当着国家信访局的面更是说。此后,他沉寂了好几年。

孤独了许多年,终于,这位用脚行走的草根学者意识到,在学界逍遥的唇枪舌剑之外,原来整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们才是最积极的学生。

于是于建嵘整日飞来飞去,2010年10月14日飞太原,15日飞北京,19日飞广州,21日飞杭州,专门给官员讲课,忙得陀螺一样团团转。

讲台上的于建嵘依然“轴”得厉害。他会习惯性地以“我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食指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

尽管被骂得很惨,“学生们”也不恼,反倒是欢迎“能说真话”的于老师,甚至会“连上厕所都不舍得去”。课堂上,他们有时笑,也叹气,有时掉眼泪,还有时候激动得一拍桌子、说改革就改革了。

“这些问题,党委开会也经常讨论”

2010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B105教室,聊城市中青干部培训研修班。

于建嵘灰衣站在讲台上,黑框眼镜,有几缕乱糟糟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贴在前额上,浓重的湖南腔。

他说到群体性事件。从1996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90起增长到90000起,翻了近十倍。放视频:石首抢尸事件,一面是绿森森的武装和盾牌,一面是灰蒙蒙的嘈杂人群,你一块我一块地往武装部队扔石子。

学生们把弓起的腰直了起来。

他说到个体极端事件与社会稳定,放PPT…

台下有细碎的交头接耳。

于老师说:“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网民)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

学生们笑。这样的言论卓有成效,于建嵘自豪的是,前不久山西一个市委副书记电话他,抱怨说当地干部没人肯去拆房子了,说于教授说的,死了白死。

他说到泄愤性暴力,2010年3月23日的南平血案,“反社会心理可怕的传染”。放PPT:老百姓高举标语,“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随后PPT切换:一所粉红色尖顶的幼儿园,漂亮得像积木,栅栏前是市民自制的横幅,“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

学生们爆笑。有人叹口气摇头,还是忍不住笑了。

炮轰信访制度时,于建嵘放他当年入驻上访村45天拍摄的纪录片:背景音乐是《二泉映月》,有大量图片资料,最后是访民自编的《上访愁》,边哭边唱。

纪录片放映近十分钟,后两排的干部都站了起来,从头看到尾。一位紫衣短发的女干部从包里掏出餐巾纸,抬起眼镜,擦了擦眼睛。

“这些问题党委开会也经常讨论,只是没这么尖锐,没这么全面,没这种高度。”一位年轻干部说。

课间休息的时候,一群学生围上来要于建嵘的名片。

在课上对着“学生”开骂

“当地都是些贪官污吏,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戳着他们鼻子骂娘。

大多数时候,于老师是尖锐但始终和蔼可亲的。他既了解“你们这些当官的”,又循循善诱,他举例说,惹事了,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当官的,一定要说,“兄弟,我跟你一样下岗了”;实在要抽好烟,记得换个便宜的烟盒子,免得像周久耕被人肉搜索了;当然,最好也不要写日记。

于建嵘认为,“现代科技解构了中国政治生态”,他在PPT里给上访者张居正的礼物来了个特写——表面上看是一支钢笔,实际上它是一个针孔摄像机。而这高科技设备只花了273块,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四楼买的。

他说:“今天中国没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建议你不要发怒,不要去骂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扬威,因为一不小心你就麻烦大了。一旦骂了,有录音,有录像,他把你一上网,贴个标签,说‘史上最牛某某主任’(职务应学生的身份而变化),你领导一定要你下台。”

学生又笑。

可是,遇上点名批评,学生们就笑不出来了。

有回在河北行政学院讲课,向来对拆迁有话说的于建嵘一时来了劲头,提起河北的“三年大变样”、“大拆大建”,痛骂一通,院领导吓得脸色铁青,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请他。还有一次是在辽宁某市,数年前调查黑恶势力渗透农村时于建嵘曾经来过这里,便拿当地树了靶子,一口气说了好多问题,市委书记面子挂不住,放学后饭都没吃就走了。

后来于建嵘反省自己,何必闹得大家都不畅快呢,就换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调侃,“你们某某地我搞了大量黑材料,搞得我不高兴就公布出来。”

这并非讲笑话而已。于建嵘在京郊农村的四合院里,特辟了一间“黑材料”房,满满两面靠墙的书柜都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复盖全国2860个县。某种程度上,这些档案是一个地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早“瓮安事件”四年,2004年底,他就收到过瓮安逾千群众关于征地的举报信。如今,这些举报信已经四五万封了,数量仍在扶摇直上。各地访民隔三差五登门拜访,有时大清早5点就来拍门,于建嵘照单全收。

心中“冤气”愈是沉重,就难免控制不住脾气,在课上拿着“学生”开骂。实在不爽,于建嵘就直接“罢课”。

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10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传真,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价码随便开。但好说歹说于建嵘就是不同意,“当地那些官员,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戳着他们鼻子骂娘。

即便专拣不好听的说,学生仍是觉得,“总之,一句话两个字:过瘾”。邀请函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在北京朝阳区党校,于建嵘已成为“头牌”——三四十名教师里,学生给他的考评分排名第一,每逢中青干部和处级以上干部开课,必请于建嵘。

上海政协一位干部对于建嵘说,听了你的课,突然觉得可以喘气了,因为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刚性稳定是潜在危险

“你们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判断,于建嵘的观点有二:其一,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二,刚性稳定是潜在的危险。

私底下,不少干部向于建嵘描述了一种“铁屋里加热”的焦虑。他们也在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上个月,给某地级市科级以上干部授课时,于建嵘再次炮轰信访制度。下课后,人都散了,当地的信访局局长激动地走上台,说着说着,忽然大哭起来。他说“两会”那会儿,他就天天穿着小马甲,守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截访,来一个本地的访民他就截走一个,不去也没办法,领导会认为对“两会”不够重视。但他打从心底里难受,觉得这活不是人干的。

2007年,捆绑了“领导一票否决制”后,信访制度衍生出销号、“安元鼎”的怪现状。社会舆论的指责不休,基层干部也困惑,“每到重大节日,就通知公安干部们值班,这两年任务特别重,对干部也是负担。”湖南一位县委干部说。

于建嵘到江西南昌给所有的公安局长讲课。放完“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二次劳教三次坐牢”的红色横幅,他愤怒地搬出了并不合符科学的因果论:“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

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其中一位公安局长给于建嵘发短信表示感谢。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希望隐去姓名和职务,尽可能不出头,不多说话。他说手上事太多,还没有认真地回味和消化于建嵘的课程,这主要是提供了理论的指导。而该辖区的群体性事件已呈大幅下降的趋势,他并不感到痛苦和压抑。

也有人直率地对于建嵘说,“你反正不做实践活动,道理都对,但生存是基础”,说到底,每个人都只是国家机器里的一个零部件。

于建嵘理解这多年来惯性的运转。他说到矛盾重重的司法:曾经一位湖南省高院的法官说,我们是“有良心没办法”,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

于建嵘说:“假如市委决定要搞一个重点工程,拆老百姓房子,老百姓到法院去告,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法官,你肯定不敢立案,立了案你肯定不敢判,要判你也不敢依法判,因为只要依法判,你这个人就叫不懂政治。

他认为,只有解决了司法制衡,约束基层政府的权力,才能解决今天的刚性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官员们豁然开朗

于老师准备在2860个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

于建嵘湖南人,1962年生。

他曾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整整八年。父亲当过打游击的共产党官员,“文革”来了被打成“土匪”,一家人都被撤销了户口。没有粮票,母亲就去粮站扫垃圾米,攒给一家人做饭;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染黑了做布料,找盲人裁缝给他做外套;当他开后门获得了旁听的机会,穿着这件“最好”的外套来到小学教室里,被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班长认了出来,她高喊着命令同学把这个“黑人”拖了出去,衣服也撕烂了。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思索:怎样让子孙后代免于“黑人”的恐惧?他立誓关注底层人群。

他在课堂上一次次提出,社会和谐的基础,是明确的权利、有权威的司法制度、真正的代议制度和开放的媒体。

这样疾呼的结果,也不全是无奈。

他的老家湖南长沙,中秋节前出了一件事。当地治疗网瘾的“倍腾学校”里,三名教官打死了一名入学仅3天的少年。学校想让官方帮忙捂盖子,要求不让媒体报道此事。于建嵘的课让当地有了思路上的转变。宣传部门告诉学校,“突发事件后,不要躲躲闪闪的”,这种情况不允许,应该及时公布官方权威信息,让谣言止于公开。

事后,当地长沙县宣传部副部长马博向于建嵘发短信致谢:豁然开朗。

讲了这么久,于建嵘总结,30多岁的干部不敢冒险,50多岁的干部要退休了也干不动了,倒是接近50岁的干部,干成功了或许提拔,干不成功也无所谓。

总理温家宝发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的言论后,于老师准备在2860个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

关注解救流浪乞讨儿童

一封寻子信引发微博街拍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的创建始于一封寻子妈妈的求救信。2011年2月6日,记者电话联系到了于建嵘,据他介绍,1月17日一名失踪儿童杨伟鑫的母亲发给他一封求救信,希望他通过微博寻找她失踪孩子的下落。这一条微博发出后,立即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有网友表示,2010年初曾在厦门看到一名和杨伟鑫相似的孩子在乞讨,并上传了孩子乞讨时的照片。孩子的家人立刻赶往厦门寻找其下落。随后,于建嵘接到了更多网友的寻子信息,为此他专门建立了一个“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希望通过网友的力量,找到被拐卖的乞讨儿童,以及减少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现象。

两周引起5万馀人关注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官方微博正式建立,已形成一个5人小团队,该微博还在招募合适的志愿者。该微博一经建立立刻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和支持。微博开通13天就有5万馀人关注,截至昨日,共发布800多条乞讨儿童信息。其中广州网友最为热情,这两天行动很迅速和高效,在所接受爆料的网友中拍照最多、报警并跟踪的占第一位。

据微博网友“董崇飞”统计,网友上传的乞讨儿童照片信息中,广东共有104个信息。据粗略统计,截至昨日,在上传的乞讨儿童照片信息中,共有60馀名为广州地区的乞讨儿童。据了解,已经有2位失踪儿童家长留言,表示在微博的照片中发现了和自己孩子长相相似的乞讨儿童。

正在考虑建立救助拐卖儿童数据库

我们想建立一个完全公开的这一个数据库,所有的网友他们拍到这个照片之后,他可以找我们,找我们之后,我们建立的数据库不是对所有的网友都公开,这有利于保护儿童的安全和这种隐私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考虑,我们12号全国的一些志愿者我们可能会聚集在一起,讨论怎么建立这么一个数据库。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要有利于公众的参考,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保护这些乞讨的儿童,这些我们进行这个工作。

将建议“买卖同罪”

2月12日“随手拍乞讨儿童”的多位发起人于北京郊外的宋庄中国画家村内组织了一次“解救乞讨儿童”研讨会。记者在会议现场看到,参加者大约有40人,其中包括了“随手拍乞讨儿童”的发起人于建嵘,京城名人薛蛮子,时评人、作家李承鹏,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宝贝回家”创办人张宝艳,著名歌星、全国政协委员韩红的代表人喻江,著名律师浦志强,被拐儿童杨伟鑫的母亲等人。会议首先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并初步订立本次全国两会拟交议案,实现“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目标。该议案将委托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提交。

据议案撰写律师之一的甘元春介绍,目前国内乞讨儿童的主要来源包括三个,一是被拐卖来的儿童,要杜绝这个来源,而必须要刑法加大打拐的力度才能实现。二就是操控人员雇佣来的、租来的儿童,这就需要修改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构成条件,以法律手段有效打击这部分操控人员。

最后一部分,则是由儿童本人的亲友带着进行乞讨的,这部分的儿童则需要区分处理,对有能力抚养儿童的家庭但仍带儿童乞讨的要以法制手段处理,而因为无能力抚养儿童因此带儿童乞讨的家庭则要进行救助。

会议最终达成了初步的议案撰写意见。其中包括从立法层面:建议国家修改刑事法律有关规定,加大打击力度,如“买卖同罪”,加大收买被拐卖儿童者的法律责任,斩断买方市场。建议出台司法解释对原来已经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在法律指定期限内(比如一年)向公安机关自首,按原法律规定“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或“完全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期满后仍不自首的,一律按新法追究刑事责任。

揭露社会

今天中国社会最新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有越来越多的事件来刺激人们,比如贫富悬殊、城管打人、强拆、儿童饿死,等等。加深刺激到什么地步呢?导致人们在行为上、心态上都产生严重的问题了,做事越来越不计后果,心比较狠,这和前些年,人们在心态上相差甚远。所谓的不安全感弥漫,其实就是大家都变得对别人有威胁。

早些年,我曾提出过“泄愤”的概念,就是在人们心中有一些愤怒。这些年,有些不太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出现了这种状态,社会变狠,不局限于哪个阶层。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不高兴,这很容易理解。即使是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变得愤怒。在微博上,大房地产商骂娘的也很多,给人的面目也是“变狠的角色”。

社会在“变狠”,从社会行为上说,就是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个底线,包括心理底线、人性底线、社会惩罚底线,人们干一些事,没有心理障碍和任何惩罚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钱有势者,开车都敢轧人,并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几个敢这样干?再比如拆迁中,有的动用黑社会力量上阵,制造暴力拆迁,根本就什么都不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了一个重构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而社会变狠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导致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变异,出现了“狠化”的趋势。变狠,是社会规则失效最直观的表现。

要想改变现状,政府一定要给社会希望,有了希望,人们的预期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希望有很多,公平正义的希望,用法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等等。

建嵘体

2010年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的一条谈官员心理的“平常”微博,由于网友们在评论中的精彩模仿造句,短短一小时内在新浪微博中横空造出并捧红了“建嵘体”(又称“谈心体”),并在网络中掀起全民造句狂潮。

于建嵘教授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条140字的微博:“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这条看似平常的微博,却引发了网友对造句模式爆炸式的模仿。网友根据“有一个……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这是因为……不知道……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那种……,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的格式,相继发表给力的评论,谈话的模仿对象,更是涵盖几乎360行的所有职业人物。

而于建嵘的此条微博一小时内被转发近2000次,被网友评为当日“最给力微博”,认为于教授开创了一种新文体——“建嵘体”,也称“谈心体”。

网友认为,建嵘体的走红和被疯狂模仿,是因为这条微博带动了网友们的智慧。网友HoodleMobile高度评价说,一个高质量的围脖遇到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人,就会生出多少精彩的原创围脖。

网友造句

@简直:有一炒股同学,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我们炒股的!这是因为你不炒股,不知道炒股的感觉。那种感觉真很让人受用,虽然倾家荡产,但那种上九天、下五洋,把小小身家和宏观调控紧紧结合起来的感觉,就跟自己跟大国崛起有关一样,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赔得越多,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喵喵咩的光影生活:有一微博控的同学跟我谈心里话: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有围脖的人拼命转发。这是因为你没有织过围脖,不知道织围脖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被新浪加V,那种见啥转啥,指点时政,有不公平的事转个贴就有脖友一呼百应等等快感,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

@吴祚来(学者):有一个叫@于建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做批评的。这是因为你没有做批评,不知道做批评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骂一次官员,网民就前呼后拥,我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跟贴等等权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骂的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于建嵘以搜狐微博为平台发起和推出“搜狐微博随手公益平台”搜狐微博今日宣布将捐赠200万元,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先生,以搜狐微博为平台发起和推出“搜狐微博随手公益平台”,这也是国内首个微博公益平台。同时,搜狐微博宣布成立“搜狐随手公益基金”项目,推动发展迅速的民间公益。

作为对项目的支持,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先生个人将捐赠100万元,同时搜狐微博还将面向所有微博用户搭建微博公益平台,号召网友积极参与到随手公益项目中来。作为提升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手段,发展民间公益已经成为各界共识,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身体力行做公益作为一项持久运动,民间公益也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随着微博技术的发展,微博公益更是方兴未艾。

人物言论

2011年4月建嵘撰文称,底层社会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国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底层民众并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群体,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

于建嵘将自己的底层立场总结为: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个人合法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让司法承担起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这需要进行司法改革,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司法权力地方化问题;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民众通过自己的代表来监督政府。

荣誉奖项

2010年12月17日,《南方人物周刊》主办的第六届2010中国魅力人物颁奖盛典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举行,当选2010中国年度魅力50人学术类布道之魅。

2010年12月19日,获得2010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新锐人物。

2010年12月,经30万网民自发投票,与戴旭、易宪容、郎咸平、曹建海、郭一平、时寒冰、张宏良、孙锡良,被确认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他们被广大网民称为“中国底层民意的真实代表”、“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国最有良心的一批文人”。

人物评价

他被比喻为“用脚做学问”的社会学家,他用绘画释放淤积在心中的压力与困惑,这是社会学者于建嵘给自己寻找到的精神出路。理论是冰冷的,但是人心是火热的,他无法在学术研究抽离冷静的要求下,表达对每个具体生命的关怀,倾诉自己的无能为力,绘画成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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