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最早出现在北洋政府文献中是1912年11月26日袁世凯发布的《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通令，1913年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选举前后，孙中山亲信控制的江西、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爆发武装革命，企图脱离中央政府独立。中国国民党称二次革命的原因是善后大借款及宋教仁被刺案，这些说法亦遭人质疑。 1913年6月，《大公报》转述《大陆报》的文章《中央政府与国民党之问题》指出，宋案与借款案只是引线，国民党早就处心积虑欲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即便没有两案发生，国民党的计谋也早晚会发作。 二次革命最后以中央政府北洋军击溃孙文势力告终。
历史背景
1912年2月，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同盟会在南北和谈之际，早于隆裕太后的诏书成立临时政府。南方独立各省最终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举行国会选举。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後去世， 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革命党声称袁世凯则是暗杀背后的策动者。近代研究指出，宋教仁是被陈其美暗杀，背后指使者是孙中山。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时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裁的孙中山于事发后立即中断在日本的访问，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国家建设急需资金，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国民党人声称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6月9日，李烈钧因专制残毒、违法殃民、恣睢暴戾等罪名被袁世凯免职，令其到北京听候酌用；6月13日胡汉民被任命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广东都督职位由陈炯明代替。免柏文蔚都督职务。在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的请求下，7月3号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革命经过
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7月17日，安徽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7月18日，上海陈其美宣布独立。7月18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广东独立[4]。7月19日，福建孙道仁和许崇智通电宣布福建独立。7月20日，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中立。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回南京。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7月25日，湖南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8月4日，四川熊克武在重庆宣布四川独立。云南都督蔡锷遵从袁世凯命令，率军入川，镇压重庆熊克武起义。8月9日， 孙道仁通电宣布取消福建独立。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8月13日，拥袁的济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8月13日，湖南谭延闿通电取消“独立”。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8月28日，倪嗣冲率兵进驻安庆。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辑，相继逃亡日本。9月11日，熊克武放弃重庆，解散部队，化名逃亡。9月12日滇军入重庆。二次革命宣告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亡命海外，重建秘密会党中华革命党。
革命结果
孙中山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贸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
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
由宋教仁遇刺引发兵戎相见的二次革命，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的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于事后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
国民党联合资产阶级，并且没有兵权。政治基础不牢，武装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之一。
但亦有意见认为，在当时凶手已经抓到、凶手与国务院有关官员的来往电信也已搜获并已公诸报端、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的传票已经发出、中国正出现空前的司法独立时，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从而为袁世凯制造了口实，并以此为契机彻底摆脱了国会的牵制。有批评认为，孙中山选择使用武力，而不尝试采用政治、法律方法，诉诸公民理性的方式对抗，是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了错误的轨道。
相关评论
主要结论
失道寡助是二次革命的根本原因
宋案当时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径并未走完，各界也纷纷呼吁依循法律解决。倘若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反而不顾国内民心思定，一意孤行坚持激进的武力讨伐。当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各政党和公共人物的言行，几乎无时不受到大众传媒的跟踪、监督。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和已付诸行动或拟议中的对策，无一不见诸报端。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与国民党的声称相反，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有舆论指出这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武力行动。另外，国民党在对袁世凯的指控忽略了两个事实，孙中山在1912年8月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当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善后大借款被国民党称为丧权辱国，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的政治资本而加以婉拒。
马丁.路德.金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孙中山等人采取的手段为当时社会所不齿，注定要失败。袁伟时指出:“政治领袖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以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袁世凯固然由早年积极推行新政的满清开明官僚堕落为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专制独裁者，而孙中山首开民国滥用武力、以刀枪分“是非”之先河，对此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实难辞其咎。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影响
上述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的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治局势，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实际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袁派和拥袁派为一方，反袁派为另一方，斗争的焦点是反袁派企图夺取政权。反袁势力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只能靠制造谣言攻击袁世凯，“宋案”和大借款成了国民党的借口。
宋案当时依靠法律无法解决，加上袁世凯步步进逼，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
袁伟时指出:“政治领袖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以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袁世凯由早年积极推行新政的满清开明官僚堕落为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专制独裁者，对此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实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