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提出的理论
二次革命论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又称“万里长城论”。[1]
    中文名:二次革命论 外文名: 发生地点: 主要人员: 时间:民主革命胜利后 目的: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别称:万里长城论

名词解释

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要求无产阶级避免用“过分激烈的行动”吓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应有一个长久的停顿,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观点,形成于其1923年《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与《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二次革命论”的名词容易让人联想到1913年的“二次革命”,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讨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二次”指的是一共有两次,而非“第二次”,这与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无任何联系。

历史背景

由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提出的。两者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认为实现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无产阶级的领导只会使革命的规模缩小。

从进入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在和平环境里,随着各国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行,工人阶级获得了长期以来争取的最基本的政治民主权利。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国际间的团结与合作加强,第二国际应运而生。

到了1895年恩格斯与世长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公认的领袖,同时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兴起了一种渐进的较为温和的思潮,他们不赞成暴力革命,宣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相信通过议会道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其中改良主义的鼻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空想成分,自1896年起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始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以改良主义的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描述了对社会主义内涵的新认识,开始把中产阶级纳入党的社会基础。

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尖锐对立,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曾对它进行了批判。修正主义为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机会主义领袖所接受,并得到第二国际各国党多数领袖的支持,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二次革命论”作为其观点结论也被正式提出。

经过

开端

1913年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

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

7月18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广东独立”。

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

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

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

8月13日,拥袁桂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

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

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结果

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应桂馨、赵秉钧不久即被灭口,宋教仁案不了了之。由宋教仁遇刺引发兵戎相见的二次革命,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的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于事后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袁世凯在事件中的责任是不容旁贷,事后的历史亦证明了他的野心。国民党联合资产阶级,并且没有兵权。政治基础不牢,武装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之一。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仓促上阵的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缺乏战略协同,他们冷冷清清,孤军奋战,甚至连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优势的武力,很快把讨袁军打败。

中国发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一种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前途问题认识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提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正式形成了他的“二次革命论”的右倾理论观点。

陈独秀把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当作辛亥革命一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同时,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观念和对阶级力量的错误估计出发,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公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不过“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的能力之机会”。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了,无产阶级才可能进行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第二次革命。

观点分析

这是一种反对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否认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理论。

历史证明,这种理论在中国是不正确的。“二次革命论”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硬要在两个革命阶段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其错误就在于陈独秀等人根本不懂得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所处的新的时代特点与中国国情,不懂得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错误还在于陈独秀等人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过低的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否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革命作用,否定了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二次革命论”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给中国革命造成过严重的危害。

这种理论同新民主主义思想是对立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本主义专政的阶段。“二次革命论”恰恰是要横插一个资产阶级的专政的阶段。其错误主要是否定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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