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天津条约》包括《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是指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在天津所签订的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朝委派大学士桂良和各国代表谈判并签约。真确文本原存于台湾外交部，现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房保存。
签约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特权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爆发于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1860年10月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又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1858年（咸丰八年）5月，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并扬言进攻北京。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与沙 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又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条约内容
对俄国
清朝代表桂良和俄国代表于6月13日签约，共12款。
1.向俄国增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通商口岸，俄国兵船可在各口岸停泊。
2.扩大陆路通商，嗣后对俄国陆路通商人数、所带货物与资本，不加限制。
3.俄国得在各通商口岸设领，俄人若与中国人发生纠葛或其他事故，由两国官员“会同办理”。俄人在华犯罪，按俄国法律受审。
4.俄国人在内地传教，中国方面不得禁止。
5.中国今后给予别国的一切政治、贸易及其他特权，“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
6.由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
对美国
清朝代表桂良和美国代表于6月18日签约，共30款。
1.清政府若就公使驻京问题与别国另有应允或立约，美国同时享受同等权利。
2.若美国官船驶至中国近海，清朝应就采买食物、汲取淡水、修理船只等给予协助。若美国船只被毁、被劫，应准许美国官船追捕盗贼。若美国人受到匪徒侵害，地方官须立即派兵驱逐匪徒，严拿治罪，以保护美国人。
3.增开潮州（后改汕头）、台南为通商口岸。美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居住，或租地自行建楼以及设立医院、教堂及墓地等。美国的官员及人民可以雇佣清朝买办、厮役、工匠、水手、引水，可以延纳汉人教授语言及帮办文墨，地方官民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
4.对于传教士，地方官当一体保护，他人毋得骚扰，即“宽容条款”。[2]“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
5.嗣后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国及其商民，美国官民一体适用。
对英国、法国
清朝代表桂良和英法代表于6月26、27日签约，各有56、42款，再加上附约。
1.增开牛庄、登州、台湾（今台南安平旧港）、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南京及镇江、汉口、九江为通商口岸。
2.英法人士可在内地游历及传教。
3.英法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
4.英法人士在华犯罪，各由该国之领事处理。
5.关税由双方协定，每十年修订一次。
6.双方互派公使；外使可行西礼，并进驻北京。
7.清朝赔偿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白银。
附约亦规定：
1.鸦片改称洋药，可自由买卖及进口。
2.海关聘用英人帮办税务。
3.修改税则，以“值百抽五”(即5%)为原则。
签约场面
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直隶总督谭廷襄吓得魂飞魄散，主张彻底投降。十二日，他向咸丰帝奏称:“统观事势，细察夷情”，“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十四日，英法联军驶抵天津城下，英、法公使通知清政府另派头品大臣二员速来津共议，否则先取天津，再攻北京，两日以内，听候回音。十六日，清政府急忙派大学士桂良(1785—1862)、吏部尚书花沙纳(1806—1859)为全权大臣，驰往天津向英、法求和。十八日，额尔金、葛罗乘炮艇抵天津，普提雅廷和列卫廉乘俄船“亚美利加”号同至。当即照会清政府，钦差大臣必须有“全权便宜行事”衔名，否则仍需进京。二十日，清政府命桂良、花沙纳便宜行事，从权办理。二十三日，前此两天赶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纳就和额尔金在城南海光寺初次会见。此后在谈判过程中，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委派随员威妥玛(1818—1895)、李泰国(1832—1898)和马吉士办理实际交涉，以李泰国为主。他是上海海关的英籍职员，同中国官员曾有频繁接触，此次充当英法联军的中文翻译与谋士。在谈判过程中，他以战胜国发言人自居，恃强要挟，态度蛮横，对桂良、花沙纳耍尽了威吓流氓手段。在谈判中最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头痛的是外国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得入内地游历传教等条款。因为这些将会影响到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咸丰帝一再讨价还价，不肯让步。有时甚至想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势须与之用武”。桂良、花沙纳对咸丰帝的苦衷虽然十分了解，但他们畏敌如虎，向咸丰帝奏称：“战之不可”，“战则必败”。由于此时清朝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太平天国起义，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因此在对外战争中所调动的兵力，不是主力，而是边远的军队。既然如此，那么在英、法联军的胁迫下，最终不得不屈服投降。
主要影响
《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破坏。在该条约的签订过程中，美国利用英、法武装侵略给清政府造成的困境，不费一兵一卒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侵略要求。通过这个条约，美国获得了远比《望厦条约》更广泛的侵略权益，同时以周详严密的片面最惠国条款，坐享英、法等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攫取的一切特权。《中美天津条约》既是美国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践踏的历史罪证，也是美国推行合作侵华政策的典型产物。
